我穿过繁杂的街寻找一个孩子

#李宣春


大学毕业之前，很粗糙地编了一出戏剧。粗糙并不因为呈现的效果和素质。只因，那时我们都是毫无戏剧经验的参与者。只好，凭各自的直觉把戏剧元素拼凑出来。演员、编剧、布景、道具、灯光、宣传、摄影、海报、导演……还有观众，你当时或也一同参与并目睹了这套作品的完成。

很多关於当初的细节正一一剥落。而我仅仅要记得的，是在舞台上安排了一个女孩，从灯光撒在舞台上的第一瞬间就躺卧在偌大的行李箱里。我把那个沉沉入睡的女孩，留在车站，座位旁边。人们从她身边经过，有时停驻。有些烟屑掉落，我想女孩会对烟味上瘾。女人在她旁边坐下，脱了高跟鞋，优雅而轻柔地弯起脚来，揉一揉脚跟。然後离开。各种喧闹发生以後，远去，都要远去。白天，人们漠视她的存在。夜里，当没有人被拒于家的温度和门闩之外，只剩下她，我创造的女孩，我让灯光陪伴她。而灯光终究也要熄灭。

女孩是残余在舞台上的一抹影子。我一直以为那是我迷信的一种隐喻。甚至，我还可以称她作某个将行发生的预言。用我近乎呢喃的说法以解读成蕴含孤独的修辞。疏离、混浊的城市空气，日复一日地呼吸吐纳。我不忍安排女孩苏醒、不忍埋下她怎样入睡的伏笔。我只想这般写道：她纯粹而简约地睡去，没有人知道她如何存在、如何实现蜷缩的姿态。这女孩只有一次在戏剧情节中出现的机会，而她演出的方式是沉睡得宛如静止。

没来得及安排第二场演出，我们毕业了。也说不上可惜，我们来得及用这样的方式留住青春，我们终究没让自己轻易地没入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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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的一个月里，我很快就做了离开的决定。无法忍受自己失去身份后的虚无。为了避免消化种种随之而来的不安，我当时坐了几个小时的巴士到一个靠海的小镇应征一份英文老师的工作。我必须尽快给自己寻找一个新角色。

我迁移到小镇开始新人生。在一个新环境生活，就像学习一件新乐器。你必须重新熟悉手指的运作，还有节奏。一旦掌握了那节奏，所有细节就可以自然的发生。并且，可以一再无意识地重复。

录用我的中学校长，是个年龄将近四十的男人。年少的时候也曾经在吉隆坡混过一些日子。那是一段他以诗人身份卑微活过的日子。由於可以和诗人共事，我毫不迟疑，把建立在吉隆坡的生活基础，移植到这靠海的地方。诗人已经没那么热衷写诗。不写诗的中年诗人，把生活重心放在家人身上，养育三个小孩。像其他中年男人，夜里会被出世没多久的孩子哭声惊醒，摸黑泡奶哄孩子入睡。第二天，挂著黑眼圈，偷偷在办公室打瞌睡。诗人的肚腩就是这样一天比一天膨胀一点。

这里的人们大抵天生骨子里就流注反对党的血液。308时，这里和附近的其他县市和乡镇，几乎都完全把州属政权交托给了行动党。当权的国阵政营，在马来西亚历史上这样人仰马翻的窘态，实在少见。乡民骨子里的那股正气，被阳光曝晒，从黝黑的皮肤透发出来，渗在靠岸渔船渔港的腥味里，无声弥漫。我的诗人上司没教我写出一首好诗的路数，却教我要像个市井之徒好好欣赏政治人物各式演出。诗人带我去参加行动党举办的千人宴。他说要好好听清楚这些政客的说辞，说不定还可以从他们那里过用几招。半年之后，我每天教完课的第一件例行公事就是借办公室龟速网络浏览《今日大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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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住在学校宿舍。白天，校园到处都是学生喧闹声。下午放学，汽车、电单车、脚车缓慢地从校门离开。只剩下篮球场上曝晒的阳光。宿舍是老建筑里吸收热度使室温攀升。习惯脱了衣服午睡。醒来床单浸满汗液。等到天完全黑下来，温度才开始降落。

从一个高中生过渡成一个青年，然後又进化成大人。这些日子，我种种的身体变化、欲望的增殖泯灭、经验累积和观赏的风景，丰富著我。每一天，我扮演好各种角色，直到夜里精疲力竭，宽衣，关灯，入睡。仿佛睡着的时候，我们这才终于找到自己。

每一次的蜕化，都在预示将有更多的孤独必然需要承担。常常以为，日复一日地履行职责，与人沟通，适当的应酬，就可以把生活过得充实和有意义。常常夜里来不及想起这一天错漏的细节，就要仓促入睡。等到有充裕的时光任由我恍然大悟，才意识自己多麽寂寞。

每次抵挡不了疲累的时候，我会想起那时戏剧演出前后的点滴。那时候洋溢光彩和冲劲的夥伴们，不论是进了研究所的，又或投入社会工作的，我们成为运转世界的其中一个齿轮。

学校的孩子，都是附近生活、长大的小孩。他们有的家里开店，放学后留在店面帮忙照管是很普遍的事。有好几次，知道几个男孩因为一些小事在众人面前哭泣。并不是因为他们多愁善感，而是在连他们自己也不知晓时光里，已经在见识著大人间流转的世故。他们面对大人的需索和要求，不愿屈服，但又无能为力。常常，愚拙又勇敢地和这样的自私大人顽抗，下场却总是惨败。

然而，不多久，他们又会回到校园里的午后操场，流汗、喧闹。追赶跑跳间，一点一点成长，走前一小步。“即使到最后都要成为齿轮，那就做一颗发光、热烈、活跃的齿轮吧！”午睡醒来，瘫在床铺上，听男孩们传进宿舍的叫嚣，我总这么想。

（刊登于2009年9月13日《星座》文艺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