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思
杜忠全自谦他得到文学奖并不在于他的文字功夫，而是“地志书写”的主题方向合了卯眼；我却认为他的得奖不在于写的是地方志，而在于他把地方志写得好。
读了杜忠全有关槟城地方志的前两部书《老槟城，老生活》与《老槟城路志铭》，我就有以上的想法。现在读《我的老槟城》，更证实我的想法没有错。在前二本书中，杜忠全请了几位同乡为他写序，包括傅承得、林春美、何乃健、陈蝶与陈耀威。他们都是“老槟城”了，聊起“我城”的生活记忆和地方掌故，都是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充满亲切的感情。这些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城镇的细致描述，已成为马华文学中一道令人瞩目的风景线。而杜忠全以一位年轻的学人，坚持不懈地以“地方志”作为他全力以赴的书写内容，且在一两年内就交出如此亮丽的成绩，的确值得赞赏。
今年11月1日，我和孙福盛文友应邀到槟城韩江学院担任“马华环保文学讲座”的主讲人。韩院南京大学硕士班校友会主席邱文发兄在讲座会结束后，特地带我们去参观槟威海边的姓氏桥。一道道长长的板桥一直伸到海水中，每道桥都有不同的姓氏。桥端有许多相连的高脚木屋，住着不同姓氏的人家，各成聚落。文发兄告诉我们，早期这里是渔民与贫苦人家的村落。他们经常受到海盗、流氓，甚至警察的欺压，不得已只好寻求私会党的保护，久了就形成帮派，时常发生械斗；还有混迹于黑白两道的“无间道”也以各种手段讹诈村民。文发兄童年时就住在其中一间简陋的木屋里，十几家房客挤在一起，在厨房做饭时各起炉灶，杂七杂八，磕磕碰碰的，但都能相安无事，彼此还能守望相助。
记得柏阳曾说过，华人的通病就是“脏、乱、吵”，这句话未免说得太轻率，完全没有顾及那些在生活线上挣扎的升斗小民。他们的脏、乱、吵大多是出于无奈，那叫“人间烟火”。我猜想许多“老槟城”都有经历过像文发兄那样的旧日子，而槟城人并不会嫌弃自己的过去。
槟城是一个以华人人口占多数的城市，所以到处都可以看到早期华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痕迹。例如杜忠全写他到过港仔横街，在路边吃惠安小菜时，就联想到早期的惠安籍移民那种刻苦耐劳的精神：
惠安男人多数干建筑与航海，惠安女人们就戴起了形制特别的斗笠，穿着粗布衣裳，到建筑工地去做“小工”——搅拌混凝土、担挑建材、打碎石等等。这就是“惠安女”了。老乔治市里的许多老门墙，那些斑斑驳驳的横梁叠砖里头，就掺揉着不少惠安女的血水汗汁和粗重的叹息呢！
〈过港仔横街，惠安小菜〉
是的，老槟城写起“我城”时，笔下总带着一股蘸满酸涩感情的集体记忆，就像那一道道长长的通到海水里的姓氏桥，每一块凹凸不平的桥板，都沾着当年先辈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踏过的脚印。杜忠全在台北观赏云门舞集的〈渡海〉舞蹈表演时，就想起当年飘洋过海的外祖父怒海求生的一个惊险场景：
“对啊，当时的确是差一点就要淹死在海里的咯！”母亲说：“你外公当年乘船南来，船行到大海中央时，煤炉竟烧破了船底，海水都涌涌注进船里来，差一点就要沉船的了！”摇着蒲扇，母亲娓娓的追述着当年从外祖父那里听来的海上惊变。……每每听到了这一段海上惊魂，自己的眼睛总会浮现着一幅满船的南来客慌乱一团，并且在手足无措当中，唯有颤抖着并合双掌，伏身在摇摇摆摆的船板上，然后在前后望不着边际的海面上，向着不可知的神明，他们拼足了最后的虔诚，一心祈求着神力搭救的画面。
〈渡海以后……〉
看了这个画面，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观音亭和妈祖庙会成为早期槟城人的心理庇护所了。
老槟城的集体记忆，除了缭绕着善信香火的庙宇之外，当然少不了他们的文化传统。或许1819年创办的五福书院的琅琅书声已在时空中杳远了，但杜忠全还是为我们介绍了当年社尾万山另一边的书店街（沓田仔）盛况，还带我们去嗅嗅他童年时最怀念的小镇药酒商行兼卖书籍的那股“无以名状的书卷味”。
传统节日也是令老槟城念念不忘的文化符码，杜忠全在穿街走巷、跨越时空之际又岂能把它遗漏？在本书的后半部，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都在槟城这个岛城轮着热闹起来。最具特色的恐怕是重阳登高的节日民俗活动了：
挥汗踏上了石级山道，穿过重重的树林子，路过山居人家的篱笆庭院跟前，再翻过几座山头之后，也就可以眺望到那土黄色的深山道观了。那叫深山绿林给推高起来的一座古道观，它即如同旧传统那般地朝拜北斗，也供奉着传闻中的九皇爷。道教的拜斗与民间的王爷信仰，那里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又为什么登高朝庙的人们都非得茹素不可？九月登高的涌涌人群，大多都已说不清的了……我爱岛上的重阳，更爱重阳的登高。重阳时节，槟城岛上总见四处的素食摊子和外出打食的人群，大小街巷一时间连成了一片桔黄色的旗海。
〈写给重阳，写给岛〉
你看，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是如何在这岛城的艳阳下展露无遗啊！
然而槟城毕竟是个多元文化的城市，你不妨跟着杜忠全这位老槟城的脚步，去逛逛有“唐人街”别名的大街，看看观音亭与隔街的印度庙如何和睦共处；再走进印度音乐震天价响的“小印度”，瞻仰曼托罗石雕与印度人的北斗信仰。然后踱到教堂路，看看乔治市开埠初期所建立的天主教堂，听听不同羽色的鸽群在屋檐上嘀嘀咕咕地交头接耳。也许你拜访义兴居时，会听闻十九世纪统理鸦片买卖事务的头子与反鸦片的领袖同在一条街进出的趣事。异质文化的兼容并蓄，在槟城是自然不过的事。
就连槟城的市井传奇人物也强烈地透着异质文化相融的味道。杜忠全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了上个世纪槟城家喻户晓的民间艺人陈同同。他是一个被华人家庭领养的印度人，在街上弹着月琴说唱唐山的故事，并以杂碎调占签解卜，谋求生计。杜忠全写道：
在已经一去不回返的时代里，有着那么一个人，有着那么一面月琴。抱着月琴，他走进了人们的生活里，也走进了收音机和播音箱里头，在家家户户的大门里外，他弹响了一面长颈的说唱月琴，让人们在午后那百般无聊的空暇时间里，得以找到些简单的娱乐，唔，就听一段月琴杂碎调或长篇说唱吧。
陈同同，那是北马闽南社会共同的一种声音记忆。如果你没有，对不起，你就不属于北马，不属于那个时代的。
喔，那是老槟城的时代了……
〈追寻一段月琴传奇〉
是的，这本书所写的都是属于老槟城时代的佚事了，但它却灌注着至少两三代人的浓烈感情，也就是槟城人的集体记忆，甜美的，和辛酸的。没有了这些集体记忆，我不知道一个族群该如何找出自己的根，如何在复杂的“路志铭”中找到一个通向未来的方向。
槟城已于2008年申遗成功，它所凭借的条件，不就是集体记忆的坐标吗？最近报章言论版出现了乔治市的中文街牌该用繁体字还是简体字，以及该用“规范化华语”还是“本土化口语”的争论。我看到杜忠全为此而写的一两篇文章，有理有据；对于如何看待这个蜕变中的“我城”，杜忠全真的很用心去了解它和爱它。他的三部“地方志”体裁的散文集陆续出版，便是送给“我城”的最贴心礼物。
2009年11月20日
（刊登于2010年5月9日《星座》文艺副刊）
2010年6月2日星期三
化稻谷魂魄为文字的精灵
#田思
何乃健从初中时代就开始写稿，大学时期读的是理科，后又以水稻专家的身份为我国稻农及全人类服务。他自小的志愿是写十本书，实际上他的著述早已超过这个数量，可谓著作等身。乃健的诗歌和散文都写得文采斐然，写作态度严谨，以一颗善良谦和的心和读者分享其人生经验与生命感悟。在大马文坛上，何乃健肯定是一位颇有建树的作家，影响深远，历年出版的著作都很受欢迎，有的还经过再版。现在乃健打算出版他的诗文总集，我想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乃健创作认真，对每一部心血结晶都很珍惜，出版诗文总集有给自己的文学生涯留下纪念的意义，也让喜欢乃健作品的读者得窥全貌；二是乃健的生涯规划，退休之前早已为家庭及儿女教育尽了应尽的责任，作好妥善的安排，行有余力，可以重新整理过去所有写过的东西，让生命回荡绵绵的回音，而且继续造福社会。
迄今为止，何乃健共出版过七本散文集和四本诗集。在马华文坛，何乃健是以优秀散文家与优秀诗人著称。我们就依据他历年的诗文作品，归纳出他主要的文学思想内涵。
一、以平凡的稻草自许
何乃健是国际知名的水稻专家，从青年时代就在吉打的农村帮助稻农从事改良水稻的工作。已故诗人游川曾戏称他“吉打每一头水牛都认识的诗人”。由于长期在乡野田间工作，何乃健对大自然有着深挚的热爱。他经常以稻草自许，虽然平凡而卑微，但始终对人类默默奉献。他的诗文中经常流露着平淡是福、无为而有为的人生哲理，崇尚利他主义与大我精神。例如：
我现在真正明了平淡是福，因为我已深深了解到：让生命变成一株嵌阳光于金穗的水稻，远胜于让短暂的青春消逝之后，只会披着皤然白发，终日摇头嗟叹的茅草！——〈平淡是福〉
许多农民由于不了解生态平衡的原理，滥用杀草剂来灭除田垄的杂草，结果造成虫害的天敌，如捕食性的蜘蛛与寄生蜂数目锐减，失去了生物防治的控制作用，虫害的大爆发于是频频发生。农民眼中无用的杂草，其实在抑制虫害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何乃健这种以稻草自许的心态，正是甘于平淡而又不忘造福人类的利他主义所使然。这种思想在他的〈稻草〉一诗中表现得最明确：“很多年前我已知晓／自己只是田里的稻草／静默里为结穗而弓背／无声中为下季丰收而燃烧”。而何乃健最喜欢与年轻人分享的一则佛教故事是〈沾湿翅膀灭火的鸟儿〉。故事中那只为了拯救林火的小鸟，奋不顾身地以自己的羽翅沾着河水浇在火焰上，最后精疲力竭而死，与稻草的自我牺牲一样伟大。
其实稻草精神并非局限于平凡而木讷，何乃健以生花的妙笔，让稻谷的魂魄化为文字的精灵，写出许多隽永而有益世道人心的美文，也启发了许多有志于文学的年轻读者，为“下季丰收”甘作滋养的沃土。
二、以佛教的慈悲为怀
何乃健喜欢佛教，诗文中常带着佛禅的哲理。但他并不是凭空说教，而是把佛理和文章内容融为一体，在不露痕迹之中传达佛陀的慈悲思想和自己的感悟。
当你毅然把我执抛弃，像水滴毅然坚持自我的表面张力；当你以慈怀去包容比尘埃还卑微的草履虫与鞭毛水藻，像荷塘以同体大悲的心胸，去容纳所有的水族，并赋予它们繁衍的生机；当你体悟到生命最高的境界，是下化众生，上证菩提，那么，你就是莲叶上的小池塘，与莲叶下的大池塘一样，涵容着无尽的法喜！——〈露珠与荷叶〉
你看，能够把佛理说得像“莲叶下唼喋的游鱼，对莲叶上的露珠细语”，那么自然，那么有美感和亲和力，这就是何乃健散文的一贯特色。
何乃健出生于泰国曼谷，幼年时曾因逃避战乱，差点被炸弹的碎片射死（见〈曼哈顿烽火〉）。这种与死神擦身而过的惊险经历，使他对生命的无常有深刻的体悟，终其一生都抱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尊重生命，宣扬惜福惜缘，同时强烈反对战争杀伐，特别厌恶穷兵黩武、祸国殃民的极权主义者与贪污枉法、敲刮人民的贪官污吏。他从佛教的慈悲与圆融中找到尘世心灵的真正寄托，愿意穷一生的精力，孜孜不倦地涉猎与推广佛教如沐春风的法雨。
不管天阴或者天晴，绿草只有一个企图：将绿茎四面伸张，遍布沃土或瘠土，从不因为无常而止步。——〈不为无常而止步〉
——这是从无常中领悟出来的积极人生态度。
不懂得惜福感恩，贪得无厌，恶因重迭将衍生出恶果。让贪欲覆的心灵永远不快乐，像冈比亚河口被海水淹没的水田，绝对长不出丰盈的稻子来的！——〈海水淹没的稻田〉
——这是警惕人性贪婪所敲响的晨钟暮鼓！
人类在地球上的劣行却愈来愈令人发指。柬埔寨的大屠杀，使到埋尸的地方太肥沃，连果园里的树木都枯死。波斯尼亚的宗教冲突，一夜之间令整个安宁的村庄，化为鬼哭神号的乱葬岗……——〈白礼拜堂的凶杀案〉
——这是对极权主义者义正词严的控诉。
每次来到千疮百孔的国度，冷眼旁观移民厅与关税人员对游客百般刁难，作威作福，我就会不期然的想起徘徊于荒郊的野狗。这些饿慌了的野兽，以为所有路过的行人，都不怀好意，要从它们盘踞的垃圾堆里，捡拾倒倾其间的骨头，面目露凶光，狂吠不休。——〈不设栅门的花园〉
——这是对贪官污吏“残民以自肥”丑行的形象化描述，其愤慨跃然纸上。
就在这一刻，地球上某些有阳光，或者没有阳光的角落，枪声、炮声、轰炸声，可能就像我们周围的鞭炮声那么震耳。那里的孩子们，走入她们梦里的，不是随着鼓声到来采青的瑞狮，而是炮口还在冒烟的坦克，睡在她们身畔的不是玩具狗熊、米老鼠、唐老鸭、鱼形抱枕，而是难民营里受伤的亲人。——〈除夕夜的信〉
——这是何乃健在许多年前一个除夕夜写给女儿的信，充分流露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希望女儿在享受幸福安宁生活的同时，能对不幸者存有同情恻隐之心，这正是佛教慈悲思想的启示。
何乃健不但在观念上深受佛教慈悲心的浸濡，而且在生活中也身体力行。他宅心忠厚，经常济人之困，这是朋友们都深知的。他对后辈的爱护与提携，从不求回报。这是马华文学界许多年轻人特别尊敬乃健的原因。
三、以中华文化为孺慕对象
何乃健毕业于国内大学的农科，他长期以来的工作语文是英文和马来文，但他却对中华文化一往情深，在文学与思想上始终贯注着一种孺慕之情。由于“爱之深，责之切”，他特别提醒人们在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时，要去芜存菁，吸收优质的一面，批判与淘汰落后腐朽的一面。这正是何乃健扎根传统而又能与时并进的思维写照。
〈橘颂〉这首楚辞，歌颂橘树“苏世独立，受命不迁，横而不流，深固难徙”的品质，象征了屈原坚守原则，不轻易受诱惑而随波逐流的品格。粽子里如果没有裹入这种象征中华文化神髓的内函，那么，端午节吃粽子与赛龙舟的意义全失。——〈将楚辞裹入粽子里〉
海水到处有华人，因为我们的民族深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在异域落地生根，这些书中的智慧，能让你活得更充实，并且焕发出不亢不卑的精神。——〈想起默默的华工〉
儒家思想讲求中庸之道与“至诚无物”，讲求入世济世；注重达已立人，兼善天下，民胞物与，怜贫恤寡，关怀弱势与不幸者；也强调有所为有所不为，择善固执。这些都是在何乃健的诗文中不时流露的情操。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何乃健除了心仪儒家的淑世思想之外，他对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与庄子的“无用之用是为大用”，也以现代环境的例子来加以应证思考（见〈小美人鱼的眼神〉与〈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中华文化的潜移默化，滋养了何乃健这支文坛健笔，而他也以此自豪、自重，在《稻花香里说丰年》的〈后记〉中说：“如果有来世，我愿意做一支平凡的稻草；如果再活一次，我仍然会坚持，在中华文化的沃壤中把根扎牢！”
四、以生态环保为己任
何乃健是马华环保文学的重要提倡者，他所创作的环保散文，大部分收录在《稻花香里说丰年》、《逆风的向阳花》（与秦林合著）以及《禅在蝉声里》这三本著作，后来又辑录为《含泪为大地抚伤》一书（与田思合著）。我在合集的一篇论述〈环保意识的三大支柱〉中，分析了何乃健环保散文的三个主要基础，那就是科学认知、宗教情怀与人文精神。其实这三种精神也普遍存在于何乃健的其他散文中。
水田像一块海绵，能够承受与吸纳高度的降雨量。如果为了发展，把一片稻田转换成铺上了柏油、洋灰的屋地，除非排水系统的容积与疏洪的能力，能够提高五十倍，否则，泛滥将成为发展区挥之不去的梦魇。——〈水田像海绵〉
——这是以科学认知推算申论出来的环保文章。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善于纺丝结网的蜘蛛，那就是诸恶莫做，众善奉行的意念，可惜在成长的过程中，由于无明与我执，像毫无节制的施放农药，把这些善念灭绝，结果恶念如虫害，猖獗地滋生，把心灵变成满目疮痍的田野！——〈心中的蛛网〉
——这是以宗教情操来设譬讽喻的劝世箴言。
西方文化重视自由、民主、法治的思想，是推动社会繁荣发展的积极力量，就像化学肥料是补充养份于消耗和损失后的主要供给者，没有化肥就无法达到高水平的稻产。然而如果全盘西化，过度的强调物质文明，任由功利主义的思想滋长，那么人类的心灵将日益冷漠、僵化，就像长期大量施用化肥之后的农地，土质板结硬化。——〈施肥与文化〉
——这是揭示急功好利的弊病，试图以人文精神来节制人类过度崇尚物欲的追求，维护生态环境，也维护心灵的福田。
以下这段话，是我对何乃健环保散文的概括总结：
作为一位农业科学家，何乃健以他长期在稻田阡陌间从事研究与观察的经验，以他对乡土与自然的热爱，写出了许多优美清丽的散文。他深受传统文化“民胞物与”精神和佛道思想的熏陶，加上精湛的学养，字里行间流露出温文尔雅的气质；以他一贯恬静自适、舒徐自然的的文风，在马华文坛建立了个人的独特风格。何乃健散文中有关环保题材的篇章，都透露出科学家的精细观察、诗人的敏锐感觉与社会学家的忧患意识。他不特别标榜环保，而环保意识自然流露。他这一系列的散文，确让我们看到科学与文学共舞的丰姿。
五、从心灵美到文字美
何乃健的文学作品，一向来都注重心灵的美善、幽美的意境和对生命的希望，这点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尤其突出。他在十二岁时写的这首小诗就可以窥见此种倾向：
那眨着眼儿／伏在枝桠上的星星／不就是秃的橡树／盛开的花儿么？
这种早慧的诗情，使何乃健很会随手捕捉生活中的吉光片羽，化为笔下一首首隽永的小诗，从十多岁时的《流萤纷飞》到六十多岁时的《小诗磨坊》（与林焕彰等合著），都可以看到何乃健美学的灵动与慧思的闪光。例如：
野菊怡然自得地／拥抱着晶莹的露滴／青天、白云、红日／都安详地卧在她怀里——〈几簇小野菊1〉
诗中的小野菊，不就是敞开胸怀的诗人，以怡然自得的心情去亲炙大自然的写照吗？
由于长期生活在吉打农村，他对田园生活有一份浓得化不开的眷恋，而且选择以那里为终老的居所。这对于崇尚城市文明、贪慕虚荣、沉缅物质享受的“文明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那就是何乃健平实人生哲学的原乡。生命本来就源于泥土而又归于泥土。何乃健那种对田园生活近于宗教虔诚的热爱，几乎成了一种刻骨铭心的“乡愁”。这在他早期的散文中不时流露出来：
黄昏蹲踞在农舍的烟囱上，悠闲地抽着烟斗。
我孑然的在田垄上走着，暮色轻轻地搭着我的肩膀。小住米乡，筑巢在孩子们的欢笑中，我始终孤独如一只茕立看云的鹳。黄昏之后，我总是一个人踱到田里去，让风掠着一绺凌乱的长发，让寂寞撩拨着我的思绪，轻轻地披散在透明的乡愁里。——〈夕暮·冥想〉
大自然在何乃健笔下，是何等的多彩多姿与充满各种生命的活力：
小径转向一片低洼的平原，绿色的瀑布缓流成绿色的海洋，竹稷草和牛角草蔓延四野，在风里摇曳，如曼妙的海藻，山踯躅和山辣椒绽着紫色的花，神秘如深海里的海盘车。不远处的山沟旁，几个割草的工人正围着一团燃烧着枯柴的爝火取暖，那舞动的火舌像触臂四张的红海葵。——〈四月的橡林〉
何乃健对大自然的“乡愁”，在后期散文中更多地升华为对整个大地众生的关怀。他淬炼稻谷魂魄为文字的精灵，让更多人看到生命绿野上的苍苍翠色。
何乃健被称为“田园诗人”与“水牛诗人”，都与他热爱乡土、熟悉乡土的情意结有关；而他那几首写水牛的小诗，或许会成为马华诗坛将来的经典，因为写得太美了。其中一首这么写：
云卧在河里／水牛卧在云里／斑鸠静观牧童的鱼钩／荡一圈涟漪／一尾泥鳅衔着将坠的斜阳／从云后腾跃而起
何乃健中年以后较少写诗，偶有所作，篇幅都比小诗来得长，充满对民族文化的执着与关心社会的忧患意识，如〈掌纹〉、〈粘土〉、〈端午〉、〈灯笼〉、〈撒哈拉沙漠〉、〈霾害〉等。他去年写的长诗〈梦见杜甫〉，是一首为汶川地震罹难者而写的朗诵诗，其悲天悯人之情，跨越时空，感人至深。
从诗到散文，又由散文到诗，我们欣赏何乃健的作品，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要写出美的文学作品，首先必须具有美的心灵。
何乃健是马华文坛上最善于经营美文创作与讲究积极修辞的一位散文家，其行文的最大特点是情文并茂，文理交融。他所运用的各种创作技巧与手法，我在《何乃健散文精选及赏析》这本书中有较详尽的分析，此处不赘。他也曾将他的写作心得与文学观点收录在《荷塘的莲瓣》一书中，可以参考。
结语
从作品的数量来看，何乃健算得上是个多产的作家。从内容与风格来衡量，何乃健的诗文确实文质并重，卓然成家，自成体系，成为一个时代有代表性的诗人与散文家。何乃健有一句小诗说：“蠹虫有时是值得颂赞的／当它咬破书中的谎言”。我想乃健在从事著作时，一定以这句诗自我警惕。他写的都是肺腑之言，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与存在于人性中的真善美。
从乃健身上，我们看到文学、科学与宗教的美妙结合，也看到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如何将职业与志业调协得如此和谐，如此惠益人心，流泽广泛。
因为这样，我乐意看到这套《何乃健诗文集》的出版。
2009年11月5日
（刊登于2010年2月28日《星座》文艺副刊）
何乃健从初中时代就开始写稿，大学时期读的是理科，后又以水稻专家的身份为我国稻农及全人类服务。他自小的志愿是写十本书，实际上他的著述早已超过这个数量，可谓著作等身。乃健的诗歌和散文都写得文采斐然，写作态度严谨，以一颗善良谦和的心和读者分享其人生经验与生命感悟。在大马文坛上，何乃健肯定是一位颇有建树的作家，影响深远，历年出版的著作都很受欢迎，有的还经过再版。现在乃健打算出版他的诗文总集，我想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乃健创作认真，对每一部心血结晶都很珍惜，出版诗文总集有给自己的文学生涯留下纪念的意义，也让喜欢乃健作品的读者得窥全貌；二是乃健的生涯规划，退休之前早已为家庭及儿女教育尽了应尽的责任，作好妥善的安排，行有余力，可以重新整理过去所有写过的东西，让生命回荡绵绵的回音，而且继续造福社会。
迄今为止，何乃健共出版过七本散文集和四本诗集。在马华文坛，何乃健是以优秀散文家与优秀诗人著称。我们就依据他历年的诗文作品，归纳出他主要的文学思想内涵。
一、以平凡的稻草自许
何乃健是国际知名的水稻专家，从青年时代就在吉打的农村帮助稻农从事改良水稻的工作。已故诗人游川曾戏称他“吉打每一头水牛都认识的诗人”。由于长期在乡野田间工作，何乃健对大自然有着深挚的热爱。他经常以稻草自许，虽然平凡而卑微，但始终对人类默默奉献。他的诗文中经常流露着平淡是福、无为而有为的人生哲理，崇尚利他主义与大我精神。例如：
我现在真正明了平淡是福，因为我已深深了解到：让生命变成一株嵌阳光于金穗的水稻，远胜于让短暂的青春消逝之后，只会披着皤然白发，终日摇头嗟叹的茅草！——〈平淡是福〉
许多农民由于不了解生态平衡的原理，滥用杀草剂来灭除田垄的杂草，结果造成虫害的天敌，如捕食性的蜘蛛与寄生蜂数目锐减，失去了生物防治的控制作用，虫害的大爆发于是频频发生。农民眼中无用的杂草，其实在抑制虫害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何乃健这种以稻草自许的心态，正是甘于平淡而又不忘造福人类的利他主义所使然。这种思想在他的〈稻草〉一诗中表现得最明确：“很多年前我已知晓／自己只是田里的稻草／静默里为结穗而弓背／无声中为下季丰收而燃烧”。而何乃健最喜欢与年轻人分享的一则佛教故事是〈沾湿翅膀灭火的鸟儿〉。故事中那只为了拯救林火的小鸟，奋不顾身地以自己的羽翅沾着河水浇在火焰上，最后精疲力竭而死，与稻草的自我牺牲一样伟大。
其实稻草精神并非局限于平凡而木讷，何乃健以生花的妙笔，让稻谷的魂魄化为文字的精灵，写出许多隽永而有益世道人心的美文，也启发了许多有志于文学的年轻读者，为“下季丰收”甘作滋养的沃土。
二、以佛教的慈悲为怀
何乃健喜欢佛教，诗文中常带着佛禅的哲理。但他并不是凭空说教，而是把佛理和文章内容融为一体，在不露痕迹之中传达佛陀的慈悲思想和自己的感悟。
当你毅然把我执抛弃，像水滴毅然坚持自我的表面张力；当你以慈怀去包容比尘埃还卑微的草履虫与鞭毛水藻，像荷塘以同体大悲的心胸，去容纳所有的水族，并赋予它们繁衍的生机；当你体悟到生命最高的境界，是下化众生，上证菩提，那么，你就是莲叶上的小池塘，与莲叶下的大池塘一样，涵容着无尽的法喜！——〈露珠与荷叶〉
你看，能够把佛理说得像“莲叶下唼喋的游鱼，对莲叶上的露珠细语”，那么自然，那么有美感和亲和力，这就是何乃健散文的一贯特色。
何乃健出生于泰国曼谷，幼年时曾因逃避战乱，差点被炸弹的碎片射死（见〈曼哈顿烽火〉）。这种与死神擦身而过的惊险经历，使他对生命的无常有深刻的体悟，终其一生都抱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尊重生命，宣扬惜福惜缘，同时强烈反对战争杀伐，特别厌恶穷兵黩武、祸国殃民的极权主义者与贪污枉法、敲刮人民的贪官污吏。他从佛教的慈悲与圆融中找到尘世心灵的真正寄托，愿意穷一生的精力，孜孜不倦地涉猎与推广佛教如沐春风的法雨。
不管天阴或者天晴，绿草只有一个企图：将绿茎四面伸张，遍布沃土或瘠土，从不因为无常而止步。——〈不为无常而止步〉
——这是从无常中领悟出来的积极人生态度。
不懂得惜福感恩，贪得无厌，恶因重迭将衍生出恶果。让贪欲覆的心灵永远不快乐，像冈比亚河口被海水淹没的水田，绝对长不出丰盈的稻子来的！——〈海水淹没的稻田〉
——这是警惕人性贪婪所敲响的晨钟暮鼓！
人类在地球上的劣行却愈来愈令人发指。柬埔寨的大屠杀，使到埋尸的地方太肥沃，连果园里的树木都枯死。波斯尼亚的宗教冲突，一夜之间令整个安宁的村庄，化为鬼哭神号的乱葬岗……——〈白礼拜堂的凶杀案〉
——这是对极权主义者义正词严的控诉。
每次来到千疮百孔的国度，冷眼旁观移民厅与关税人员对游客百般刁难，作威作福，我就会不期然的想起徘徊于荒郊的野狗。这些饿慌了的野兽，以为所有路过的行人，都不怀好意，要从它们盘踞的垃圾堆里，捡拾倒倾其间的骨头，面目露凶光，狂吠不休。——〈不设栅门的花园〉
——这是对贪官污吏“残民以自肥”丑行的形象化描述，其愤慨跃然纸上。
就在这一刻，地球上某些有阳光，或者没有阳光的角落，枪声、炮声、轰炸声，可能就像我们周围的鞭炮声那么震耳。那里的孩子们，走入她们梦里的，不是随着鼓声到来采青的瑞狮，而是炮口还在冒烟的坦克，睡在她们身畔的不是玩具狗熊、米老鼠、唐老鸭、鱼形抱枕，而是难民营里受伤的亲人。——〈除夕夜的信〉
——这是何乃健在许多年前一个除夕夜写给女儿的信，充分流露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希望女儿在享受幸福安宁生活的同时，能对不幸者存有同情恻隐之心，这正是佛教慈悲思想的启示。
何乃健不但在观念上深受佛教慈悲心的浸濡，而且在生活中也身体力行。他宅心忠厚，经常济人之困，这是朋友们都深知的。他对后辈的爱护与提携，从不求回报。这是马华文学界许多年轻人特别尊敬乃健的原因。
三、以中华文化为孺慕对象
何乃健毕业于国内大学的农科，他长期以来的工作语文是英文和马来文，但他却对中华文化一往情深，在文学与思想上始终贯注着一种孺慕之情。由于“爱之深，责之切”，他特别提醒人们在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时，要去芜存菁，吸收优质的一面，批判与淘汰落后腐朽的一面。这正是何乃健扎根传统而又能与时并进的思维写照。
〈橘颂〉这首楚辞，歌颂橘树“苏世独立，受命不迁，横而不流，深固难徙”的品质，象征了屈原坚守原则，不轻易受诱惑而随波逐流的品格。粽子里如果没有裹入这种象征中华文化神髓的内函，那么，端午节吃粽子与赛龙舟的意义全失。——〈将楚辞裹入粽子里〉
海水到处有华人，因为我们的民族深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在异域落地生根，这些书中的智慧，能让你活得更充实，并且焕发出不亢不卑的精神。——〈想起默默的华工〉
儒家思想讲求中庸之道与“至诚无物”，讲求入世济世；注重达已立人，兼善天下，民胞物与，怜贫恤寡，关怀弱势与不幸者；也强调有所为有所不为，择善固执。这些都是在何乃健的诗文中不时流露的情操。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何乃健除了心仪儒家的淑世思想之外，他对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与庄子的“无用之用是为大用”，也以现代环境的例子来加以应证思考（见〈小美人鱼的眼神〉与〈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中华文化的潜移默化，滋养了何乃健这支文坛健笔，而他也以此自豪、自重，在《稻花香里说丰年》的〈后记〉中说：“如果有来世，我愿意做一支平凡的稻草；如果再活一次，我仍然会坚持，在中华文化的沃壤中把根扎牢！”
四、以生态环保为己任
何乃健是马华环保文学的重要提倡者，他所创作的环保散文，大部分收录在《稻花香里说丰年》、《逆风的向阳花》（与秦林合著）以及《禅在蝉声里》这三本著作，后来又辑录为《含泪为大地抚伤》一书（与田思合著）。我在合集的一篇论述〈环保意识的三大支柱〉中，分析了何乃健环保散文的三个主要基础，那就是科学认知、宗教情怀与人文精神。其实这三种精神也普遍存在于何乃健的其他散文中。
水田像一块海绵，能够承受与吸纳高度的降雨量。如果为了发展，把一片稻田转换成铺上了柏油、洋灰的屋地，除非排水系统的容积与疏洪的能力，能够提高五十倍，否则，泛滥将成为发展区挥之不去的梦魇。——〈水田像海绵〉
——这是以科学认知推算申论出来的环保文章。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善于纺丝结网的蜘蛛，那就是诸恶莫做，众善奉行的意念，可惜在成长的过程中，由于无明与我执，像毫无节制的施放农药，把这些善念灭绝，结果恶念如虫害，猖獗地滋生，把心灵变成满目疮痍的田野！——〈心中的蛛网〉
——这是以宗教情操来设譬讽喻的劝世箴言。
西方文化重视自由、民主、法治的思想，是推动社会繁荣发展的积极力量，就像化学肥料是补充养份于消耗和损失后的主要供给者，没有化肥就无法达到高水平的稻产。然而如果全盘西化，过度的强调物质文明，任由功利主义的思想滋长，那么人类的心灵将日益冷漠、僵化，就像长期大量施用化肥之后的农地，土质板结硬化。——〈施肥与文化〉
——这是揭示急功好利的弊病，试图以人文精神来节制人类过度崇尚物欲的追求，维护生态环境，也维护心灵的福田。
以下这段话，是我对何乃健环保散文的概括总结：
作为一位农业科学家，何乃健以他长期在稻田阡陌间从事研究与观察的经验，以他对乡土与自然的热爱，写出了许多优美清丽的散文。他深受传统文化“民胞物与”精神和佛道思想的熏陶，加上精湛的学养，字里行间流露出温文尔雅的气质；以他一贯恬静自适、舒徐自然的的文风，在马华文坛建立了个人的独特风格。何乃健散文中有关环保题材的篇章，都透露出科学家的精细观察、诗人的敏锐感觉与社会学家的忧患意识。他不特别标榜环保，而环保意识自然流露。他这一系列的散文，确让我们看到科学与文学共舞的丰姿。
五、从心灵美到文字美
何乃健的文学作品，一向来都注重心灵的美善、幽美的意境和对生命的希望，这点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尤其突出。他在十二岁时写的这首小诗就可以窥见此种倾向：
那眨着眼儿／伏在枝桠上的星星／不就是秃的橡树／盛开的花儿么？
这种早慧的诗情，使何乃健很会随手捕捉生活中的吉光片羽，化为笔下一首首隽永的小诗，从十多岁时的《流萤纷飞》到六十多岁时的《小诗磨坊》（与林焕彰等合著），都可以看到何乃健美学的灵动与慧思的闪光。例如：
野菊怡然自得地／拥抱着晶莹的露滴／青天、白云、红日／都安详地卧在她怀里——〈几簇小野菊1〉
诗中的小野菊，不就是敞开胸怀的诗人，以怡然自得的心情去亲炙大自然的写照吗？
由于长期生活在吉打农村，他对田园生活有一份浓得化不开的眷恋，而且选择以那里为终老的居所。这对于崇尚城市文明、贪慕虚荣、沉缅物质享受的“文明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那就是何乃健平实人生哲学的原乡。生命本来就源于泥土而又归于泥土。何乃健那种对田园生活近于宗教虔诚的热爱，几乎成了一种刻骨铭心的“乡愁”。这在他早期的散文中不时流露出来：
黄昏蹲踞在农舍的烟囱上，悠闲地抽着烟斗。
我孑然的在田垄上走着，暮色轻轻地搭着我的肩膀。小住米乡，筑巢在孩子们的欢笑中，我始终孤独如一只茕立看云的鹳。黄昏之后，我总是一个人踱到田里去，让风掠着一绺凌乱的长发，让寂寞撩拨着我的思绪，轻轻地披散在透明的乡愁里。——〈夕暮·冥想〉
大自然在何乃健笔下，是何等的多彩多姿与充满各种生命的活力：
小径转向一片低洼的平原，绿色的瀑布缓流成绿色的海洋，竹稷草和牛角草蔓延四野，在风里摇曳，如曼妙的海藻，山踯躅和山辣椒绽着紫色的花，神秘如深海里的海盘车。不远处的山沟旁，几个割草的工人正围着一团燃烧着枯柴的爝火取暖，那舞动的火舌像触臂四张的红海葵。——〈四月的橡林〉
何乃健对大自然的“乡愁”，在后期散文中更多地升华为对整个大地众生的关怀。他淬炼稻谷魂魄为文字的精灵，让更多人看到生命绿野上的苍苍翠色。
何乃健被称为“田园诗人”与“水牛诗人”，都与他热爱乡土、熟悉乡土的情意结有关；而他那几首写水牛的小诗，或许会成为马华诗坛将来的经典，因为写得太美了。其中一首这么写：
云卧在河里／水牛卧在云里／斑鸠静观牧童的鱼钩／荡一圈涟漪／一尾泥鳅衔着将坠的斜阳／从云后腾跃而起
何乃健中年以后较少写诗，偶有所作，篇幅都比小诗来得长，充满对民族文化的执着与关心社会的忧患意识，如〈掌纹〉、〈粘土〉、〈端午〉、〈灯笼〉、〈撒哈拉沙漠〉、〈霾害〉等。他去年写的长诗〈梦见杜甫〉，是一首为汶川地震罹难者而写的朗诵诗，其悲天悯人之情，跨越时空，感人至深。
从诗到散文，又由散文到诗，我们欣赏何乃健的作品，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要写出美的文学作品，首先必须具有美的心灵。
何乃健是马华文坛上最善于经营美文创作与讲究积极修辞的一位散文家，其行文的最大特点是情文并茂，文理交融。他所运用的各种创作技巧与手法，我在《何乃健散文精选及赏析》这本书中有较详尽的分析，此处不赘。他也曾将他的写作心得与文学观点收录在《荷塘的莲瓣》一书中，可以参考。
结语
从作品的数量来看，何乃健算得上是个多产的作家。从内容与风格来衡量，何乃健的诗文确实文质并重，卓然成家，自成体系，成为一个时代有代表性的诗人与散文家。何乃健有一句小诗说：“蠹虫有时是值得颂赞的／当它咬破书中的谎言”。我想乃健在从事著作时，一定以这句诗自我警惕。他写的都是肺腑之言，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与存在于人性中的真善美。
从乃健身上，我们看到文学、科学与宗教的美妙结合，也看到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如何将职业与志业调协得如此和谐，如此惠益人心，流泽广泛。
因为这样，我乐意看到这套《何乃健诗文集》的出版。
2009年11月5日
（刊登于2010年2月28日《星座》文艺副刊）
2009年11月5日星期四
读张贵兴小说随感（五）：作为情欲化的雨林
#张雅芳
在张贵兴小说中，由华人移民、砂共斗争、抗日战争及族群冲突的主题演变为男性对女性的性霸占，行文间强烈表露出大胆露骨的性爱描写，尤其是男性对女性的情欲霸权，这是张贵兴雨林小说中所呈现出的另一种雨林色彩。
转型社会下的情欲书写
无可否认，跃入上世纪九〇年代以后，小说创作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就其根源而言，均与这一时期社会转型所造就的特殊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当时有了西方种种小说理论的支持和对社会学批评方法的排斥，导致人们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小说的语言结构和形式技巧，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这时期小说理性意蕴的阐释 (管宁〈 转型社会语境下的欲望书写与美感形态〉，2001：55)。
经济体制的转型所导致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无疑是九〇年代最重要的社会事件。在这时期的变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显在性一面，如物质的丰富和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给人们带来其隐在性的一面如思想观念、道德准则等的变化。现实境况既已发生变化，小说创作除非避开现实题材，否则必然要表现出这个社会语境的某些特征。因此，九〇年代小说的审美观发生了重大移变：即从侧重对精神性内容的叙写向对物质性追求的表现，从古典式的抒情表现向现代社会的欲望表达转化。这种变化导致了人性书写的历史性倾斜--生存的物质性欲望和情爱的本能性欲望的表现，成为这一时期小说的重要特征（同前）。
九〇年代的社会转型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为标志，整个社会语境发生了与八〇年代全然不同的变化。这时期的小说书写的欲望倾向，不仅体现在物质利欲的表现上，同时还体现于情爱书写中对于本能情欲的热衷和倾斜。许多作家的情爱描写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性爱欲望的情欲描写，张贵兴也不例外。进入九十年代后，张贵兴的情欲书写，从早期的《赛莲之歌》含蓄蕴藉，到近期的《猴杯》更见其张扬。换句话说，他的雨林的情欲化渐渐扩大，从局限于雨林边缘的《赛莲之歌》更往内延伸，深入雨林中心，扩大了情欲的舞台，驾驭一个更大的对象，深入到达雅克族群里去。所以，情欲，成了笔者对张贵兴雨林小说的另一个要探讨的主题。
情欲是在传宗接代的本能基础上产生于男女之间，使人获得特别强烈的肉体和精神享受的这种综合的（既是生物，又是社会的）、互相倾慕和交往之情--的本质。简言之，也就是情欲的本质。应该说，爱情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最深沉的冲动，爱情的魅力就在于它的这种神秘性和自发性，他不问原因，不顾一切，不计利害，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才认识炽热的爱情总是盲目的。爱情的动力和内在本质就是男子和女子的情欲，这种延续种族的本能。所以，要科学地描写爱情的本质，就不可能回避描写人的生物本能--情欲。只有穿过情欲的迷宫，才有可能进入到男女之间亲密关系的高级精神领域里（鲍维娜〈论茨威格情欲小说中的非理性激情〉，1998：130）。
雨林与情欲
情欲是爱情的基础，即使最崇高的爱情中也有情欲的基础。张贵兴笔下的雨林往往是引发情欲的首要因素。雨林与人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互相转化的关系，雨林化成人，人化成雨林。因此，雨林不免弥漫情欲的气息与特征，呈现出一种诡异而迷人的情欲氛围。张贵兴对于情欲的描写，是由含蓄的情欲直到暴戾的情欲，层层介入。尤其是《赛莲之歌》，尤为含蓄。它是书写一个马华少年的情欲启蒙。三段“美丽而夭亡”的爱恋，分别是体格魁梧的体育健将华裔女子安娜黄、合唱团团员漂亮温柔的姐姐凯瑟琳和死去的小提琴手芬妮，故事的结局戛然中止在想像之中，留下了一个未完的结局。在《赛莲之歌》中，呈现了男女之间最基本、最含蓄的爱欲冲动：
我挪动身子和凯靠在同一棵树身上…忽然有一团软绵绵的东西靠向我左肩来，而且一动也不动伏在那上头…她的身体是柔软的，她的体味是我熟悉的，她的体温是烫人的…这种感觉是我忽然处于莫名的兴奋和骄傲中…” （181-184）
男主角对他所仰慕的三个女孩的情欲表现都极为保守。也因为他们含蓄的情感，最终使他们皆无法完成人生的旅程。在整个过程中，他们只保持着互相倾慕，没有任何实质的肉体关系，所以在整个爱恋过程中充满了稠密的幻想。
九〇年代的小说创作在表现情爱时显示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无论是作家的立场、态度、理想，还是具体的表现方式、探索途径，都显示出了迥异奇趣的面貌，仅仅用一种模式来概述当下小说中的情爱态度显然是不合适的。刘保昌认为当下小说中的情爱书写主要有五种表现方式，既扭曲的欲望书写、赤裸的欲望表达、真诚的精神逃避、无助的揽镜自恋、顺世的情爱合唱（刘保昌〈在爱与欲之间——论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五种情爱书写 〉，2001：91）。五种截然不同的书写表明了不同的写作群体诠释情爱时所采用的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与切入角度。
对于情爱欲望的刻画，张贵兴的分类和花样总是令人目不暇给。他的情欲书写林林总总，令人目瞪口呆。肉欲宣泄的阻塞使得主人公一方面收缩回自体性爱，同时在青春多愁善感唯美幻想的心灵状态中无法充分宣泄的欲望，因此爱欲被精神化、审美化，和主体生活世界中的雨林体验结合，雨林中虫鱼草木走兽于是便负载了初萌的性爱的能量（黄锦树〈从个人的体验到黑暗之心－论张贵兴的雨林三部曲及大马华人的自我理解〉，2001：259），例如《赛莲之歌》的这段描写，似乎表现了这点：
我忽然兴起想和凯亲近的念头，不过不是过去我时常想到的拉手或抚摸头发，而是一种想亲吻她的念头。…我非得行动不可--等一下，我的圣母玛丽娅，我在做什么？…凯的身体又动摇了一下，似乎在抗拒我这份太过激烈的念头。我立刻把头转开…开始用一切肮脏和下流次会痛骂和作贱自己…我仰面卧倒在草地上…呼吸情操和泥土的味道，聆听鸟声、蝉声、风声和各种自然音籁…（189-191）
《赛莲之歌》的狂野雨林，暴戾原欲，也成为日后《顽皮家族》、《群象》、《猴杯》与《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等基本内涵。张贵兴的情欲书写到了《顽皮家族》可以说是赤裸裸的、表现得最淋漓尽致，也正体现了刘保昌的赤裸欲望表达。当中的顽龙夫妇基于混杂了生殖欲望及劫后余生的庆幸的因素，导致夫妻情感的性爱爆发。或许是一种遗失子嗣的恐慌使他们在树根上疯狂的做爱，或者是一种情欲的需要，且看张贵兴对于顽龙夫妇的性爱描写：
他们舔着对方脸上的热泪和全身上下的热汗，他们赤裸身子上面吸饱了血的蚊蚋也被他们舔了进去，他们伤口上面的药草和污血也被舔了进去，他们被晒脱的脆皮也被舔了进去。他们的动作肆无忌惮完全不考虑对方伤势，以同等野蛮和力道回归对方。顽龙腰伤被妻子手掌扒开，内脏被她的五指掏出来又塞回去，腿上的小伤被她的脚趾撕裂成重伤。顽龙的吻像马蹄踏遍她全身，以犀牛角冲翻一辆吉甫车的力道冲入她的下体，每一下都冲得彼此人仰马翻。他们在血腥、药味和汗臭味中融入彼此的身体，喘息和呼喊淹熄了四周吸饱了血的蚊蚋声。他们像岛屿上他们看到的蔓藤和树根纠缠一块，历经许多痛苦欢乐才分了开来…（24）
人和雨林总是存在着一种互相转化的关系。人在雨林，往往弥漫着情欲的气息，譬如，《群象》中的猎象者所探索的雨林就呈现出情欲化的色彩，随着余家同进入雨林一起狩猎的20余人发现“走了一步，连根拔起雨林的多情啜吻。然而，因为情欲，使张贵兴的小说中的雨林成了一种罪恶的象征 [1]。无可否认，雨林是很容易扭曲人类自然的情欲需求，导致人们在情欲与道德上堕落。在《群象》中，张贵兴笔下的雨林，彻底地被情欲化。《群象》中，通过余家同对几个扬子江女队员的泛爱论和实践刻画，可以发现，即使在共产主义神话内部也强烈地表现了男性对女性的性霸占，当中对于余家同和宜莉、沁云及凌巧的性爱描写也令人惊叹，譬如：
余家同拉宜莉躲入丝棉树根下一个洞窟…每震动一下，身体就更紧密依靠，家同某个部位就更硬挺。政府军在丝棉树四周逡巡不去…二人在穴内流汗成河，如泡在烂泥地。家同在宜莉身边膝深说不要动不要叫，否则我们一起坐牢。说完抚他身体，吻她嘴唇。政府军向空中开枪示警，用扩音器…家同撕开宜莉的黑衣衫，退下她的长裤。当家同射出精液时，两位扬子江队员正窜向丝棉树，在丝棉树下被机关枪和手榴弹轰得不成人形，血液像雨降旱地漫入泥土，染红树根和加同宜莉缱绻的整个穴，参着宜莉的处女血。…在狭小的洞窟里和宜莉做爱…几乎进入宜莉那一霎，我就射精了。当政府队员离去时，我又疯狂的要了宜莉（144-146）。
对于此段性爱描写，根据刘保昌的情爱书写模式，张贵兴正用了扭曲的欲望书写模式。笔者认为他们之间的性状态本质是纵欲的、而且情节绵密细致，充分透露冲动、迷茫的气息。或者可以说，张贵兴正以其毫无遮蔽的写作形式与表达，向读者展示了一种另类的写作，欲望化的书写在他笔下所表现的正是自由精神。或者可以将之理解为殖民地情欲奔泻的处境，混乱的情欲表现。在殖民时期，女性永远处于被动的状态，甚至无法分别自己是在做爱还是被强奸。余家同丝毫不加怜悯，一刻不停，而宜莉在痛意陡然之间转为沉迷。这样的情欲，似乎是一种被占领被虐待的高潮，更充分体现了殖民地交欢的被虐狂的特点。
张贵兴把激情--情欲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自然合理的本能需求。情欲和理解在心灵里的搏斗，既表现了人在无意识支配下的行动，展开了情欲的狂暴力量和人性之间的搏斗，最后，人性的欲望往往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作出非理性的行为。在这方面，张贵兴笔下的余家同个性非常鲜明，他的性格魅力就在于他身上蕴含着的一种非理性的激情。在政府军追击下，在手榴弹轰炸声当中，他竟然还能与女共党员激情做爱，显得他似乎失去理性般。笔者认为情欲在他身上所表现的是属于一种罪恶。他不仅与宜莉交欢，也多次与其他共产女党员如沁云、凌巧翻云覆雨。作者如此写法也常常被人诟病。
对于张贵兴在他的雨林小说中呈现出这样的情欲描写成分，也许迄今还使一些传统观念较强的人难以接受。简文志认为过度的情欲纷陈与模造容易成为垂死的文本。张贵兴雨林系列的情欲思想与描述太多太腻，对五、六〇年代以后的女性或母性有很大的伤害，也是对认识南洋土著及华人的一种误导。其文本成为“欲望风景”，南洋是“野兽与天使的合体”，正以漫漶的雨势上演着反复与苍凉的“暴体美学”（简文志〈张贵兴小说的叙述辩证—兼以想像旅台马华文学的未来〉，2004：4）。虽然简文志的见解不无道理，但笔者认为也就是这样露骨的情欲书写，让张贵兴在他的雨林书写更具非凡之意义，这是其他以雨林为书写题材的作家所不能及的地方。事实上，文学并不排斥情欲及露骨的性爱描写。性与美也非决然对立：“从根本上讲，性与美是一致的，美的内涵就是性的内涵…”（张治国〈消解诗意的形而下欲望书写——大众文学粗鄙化倾向批判〉，2006：104）。张贵兴小说中的情欲色彩颇浓厚，无论是男女之间的情欲、人与兽之间的交配、还是男人在情欲使然下所表现的罪恶行为—自慰,都是那么的令人震撼，例如《群象》中对于这方面的描写：
男孩忍不住在母树身上自慰，精液喷向空中，洒在肥嫩密实的叶子上。男孩紧抱树身，有一种和丝棉树交媾的快感。精虫化成毛绒绒的羽翅飘向四面八方。（176）
张贵兴的情欲书写虽然超越读者现实想像的空间，但所不同的是，张贵兴在这方面的书写都以雨林为背景，处于一种适当的场域，并藉此反衬出人类的道德、本质。正如康拉德的小说《黑暗之心》中的人物一旦走入雨林，人类原本的伦理道德基准、人文精神就消失殆尽，甚至失去理性。若深一层去探讨，张贵兴的情欲书写其实具有形而上的精神意蕴，负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他暴露了殖民地的统治阶级或资产阶级对女性的性霸权与性迫害。雨林在他的笔下唤起了人性的本恶。他的小说虽然醉心于展示性享乐体验，尽管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我们尚能从中深刻认识财富霸权、物质暴力及性暴力对人格、灵魂的可怕扭曲与吞噬。此外，他也通过这些情欲书写批判了人类的兽性。因而，他的作品中对情欲描写尽管大胆，但仍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写作。以下笔者将以这个论点为中心，开展叙述，探讨华人对土著女性的性霸权及内心丑陋的一面。
在《猴杯》中，张贵兴也频密地书写了雨林的情欲化。身为国中教师的罗老师因为利用金钱诱惑自己的学生与自己上床，由于丑事被揭发而隐居于雨林。在他隐居雨林六、七年期间，与当地的达雅克女子的情欲纠缠更是没有间断过。罗老师使用真假金银珠宝、化妆品和时髦洋服引诱达雅克女子，作为共宿一夜的代价。六、七年来颇有几个女子为了几件奢侈品而献身罗老师。达雅克人性爱态度开放，旧习俗中的女人甚至常把陌生男人视为一夜丈夫。他们将自己的肉体堕落成商品交易，甚至一些未成年少女都被这些商品所诱惑，譬如：
罗老师觊觎的大部分是成年女子…夜夜换宿一个女子，昨夜竟同时宿淫了亚妮妮不满十一岁的双胞胎姐妹。（230-231）
罗老师表面看起来博学和儒雅，但实际上遮蔽不了他那实质上蠢蠢欲动的淫邪。他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物质及甜言蜜语勾引诱骗及嫖宿了无数位的达雅克女子，夜夜笙歌，而且还建议自己的学生余鹏雉最好每晚的交欢者都是不同的对象。通过罗老师与达雅克少女的性交易中，张贵兴的情欲书写典型地反映了殖民地的情欲特征，这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关系，批判了华人富豪的黑暗之心及丑陋的一面，更体现了后殖民性霸权的色彩。
张贵兴的小说中塑造了许多情欲霸权的男性，他们对女性的性霸占是多面向的。雨林的情欲化除了表现在交易方面，也表现在男人逢场作戏当中。比如《猴杯》中的老萧一是个淫乱者，他不但触玩怀中女子，并且意淫另外三位，羽扇纶巾，谈笑间，降奴风骚毕露。金发女子叼烟嚼果，左臂上的猪笼草瓶子像女性生殖器，瓶盖像阴蒂，瓶口的环状腺体像阴唇，齿毛像阴帽，内壁像阴道，卷鬓像输卵管（133-134）。这样的一个华人富豪形象，在张贵兴的小说中是最有力的批判与谴责了。
女人往往在这些男人的权威下，失去了抵抗能力。这也间接呈现了在殖民时期，处在压迫环境下的“他者”身份代表。可见张贵兴的情欲书写并非一般沦为社会良知诟病的色情文本。他的深层文化内涵隐约可见，就如雨林般的神秘，要看读者如何去解读。
此外，在《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母亲的身怀野种，是整部作品狂妄情欲奔泻的开始。苏其从林元的口中发现原来父亲从未爱过母亲。也因为如此，苏其的母亲迷上一个达雅克青年。传说中企图猎取父亲人头的达雅克青年翻墙进入主角家时震慑于他母亲的美貌，强拉着正在哺乳的主角母亲的手进入雨林。青年壮硕俊美，母亲也因此而失魂落魄。或许是雨林的诱惑，情欲因此而奔泻，双双缱绻绸缪于瞭望台上。二人在雨林中一起度过七天七夜，食野果，吮雨水，赤身裸体暴露日月星辰中。据说主角母亲和达雅克青年分手时跪着苦苦哀求，声泪俱下，但青年不为之所动，他一脚踹开主角母亲对他下肢的拥吻搂抱，消失雨林中。显然，雨林在张贵兴笔下转化为罪恶的渊薮。
此外，张贵兴也通过其他方式展现了他的雨林情欲化。尤其是那形形色色的欲望失控-性伐旅（sex safaris）。在《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中情场圣手林元、主角父亲以及一些探险家都从事许多年前流行白种人之间的“性探险（sex-pendition）”。他们不时利用物质方面的诱惑，勾引达雅克少女与他们在婆罗洲雨林中进行性行为，以求达到心灵上的情欲欲望，譬如：
林元短暂地从事了许多年前流行白种人之间的“性探险（sex-pendition）”,独自深入内陆在几座长物中和年轻达雅克女孩谈情说爱，发生无数一夜之情，据说，只要付出一点钞票和首饰，美丽多情的达雅克女孩就会把外来男人视为一夜丈夫，让这些男人享尽风流和帝王欲望，尤其看了林元晚年生活后…我更相信林元和父亲不时深入内陆从事这种“性杀伐旅”（sex safaris）,继续他们大学时代未竟的性冒险。（59）
此外，主角也通过父亲的素描簿看到两位中年人（中国人）在婆罗州莽荒地带进行一场又一场的性杀伐旅。他们借田野调查之名，携带向导脚夫在雨林长途旅行，搭棚竖架观察飞禽走兽，游走长屋并以首饰、香水、美服、银钱勾引调戏达雅克妇女。可见土著少女成了华人的性奴。他们禁不起诱惑，将自己的身体堕落为商品交易。从这里可以看出华人利用土著少女的朴实，在她们身上宣泄性欲。或许是革命时代的中国，性受到了压抑，这种性压抑心理轻易导致他们将之转变为性暴力，于是来到婆罗洲雨林后，一方面经不起雨林诱惑，一方面生理上的需求，再加上土著少女的迎合，导致他们走向堕落。所以，王德威指出，“百年后，主角的父执辈进入雨林，从事性的杀伐旅；他们对土著女子宣淫肆虐，无所不用其极。从禁欲到纵欲，张贵兴写尽殖民者——包括中国人——对婆罗洲处女地浪漫欲望的两极。”（王德威〈在群象与猴党的家乡－张贵兴的马华故事〉，2001：32-33）。
除此之外，主角苏其有个园艺的母亲，她的花园发展的巅峰竟是与雨林连成一气。这座迷园即人造雨林成了主体象征，它是圣洁的伊甸园，同时也是罪恶的渊薮。张贵兴在《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中，写到了社会上的通奸与淫婚。他们之间的性爱可以建立在一种对对方没有爱的情况下发生。他们之间既没有参杂混乱的情感，也没有天长地久的负担，换句话说，双方的迎合是一种放纵的情欲发泄。林元和主角父亲俩借苏其母亲的“人造雨林”掩护对情妇、土著少女，甚至是未成年少女进行荒淫无耻的勾当，使雨林的一片净土，成了一个罪恶的渊薮。雨林不再是现实景物，而是阴湿晦迷的地域了。且看以下段落，呈现出主角父亲与他的性伴侣之间的淫欲至使情欲放纵，将母亲一手打造的圣洁雨林玷污了：
我看见一位妇人坐在秋千上。我从望远镜中知道她是本地一位木材商太太，未婚时当选过青商亲善小姐。五分钟后，父亲出现秋千架旁。他们只松开几个纽扣，过程短暂而丑陋，顺利而熟练，仿佛经过无数次排演。承受秋千架的枝干几乎因此折断…那种整座雨林被它蜘蛛网状一样辐射出去的怒意彻底牵动的感觉你如果体会得到则离父亲和那女人在我母亲花园迷宫中翻云覆雨的盛况不远了。”（76）
苏其母亲当初不停地烧芭就是希望制造一块净土，就像当初跟着夫婿来到婆罗洲以为来到人间乐园，没想到净土成了寻欢作乐的声色地带，而所谓人间乐园确实愁苦种子遍地。她那神圣像处女子宫的美丽花园（人造雨林），已被一群疯子践踏摧毁了。通过这些，显见华人富豪的黑暗之心与丑陋的一面。
对于张贵兴的这段情欲描写，读者不仅会被其生动的情节所吸引，更会被他所描写的男女之间的狂热激情所感动。他们既充满了热情的激动，强烈的吸引力，尽管他们的情欲是转瞬即逝的冲动和迷恋，是无理智的激情疯狂，是一种不能自制的行为，但张贵兴却将它控制在一个恰到好处的地步，一个能让读者理解和同情的范围。顽龙夫妇南来时，他们的情欲在海上已经克制了将近一个月，再者，身边的孩子都被海盗掳走，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再也禁不起雨林的诱惑，情欲一发不可收拾。
张贵兴笔下所表现的情欲男性无疑是对女性的控制、主宰，女性自然成为男性的发泄对象，无法选择的负载体。张贵兴在他的小说中所表现的情欲色彩尤其在逢场作戏、身体堕落成商品交易、通奸与婚淫、婚姻变质为交易的资本主义金钱社会背景下，这种充满激情、不计后果、贪求私欲的结合无疑是张贵兴小说中最凸现的情欲色彩，这也是他的情欲小说艺术的魅力所在。
修于：12/7/2009
[1] 在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热带丛林小说中，白人到了东南亚与非洲的神秘丛林，很容易在情欲与道德上堕落。这些白人本来都是有理想，充满生活气息的殖民者，最后毁于性欲。康拉德的热带丛林小说怪罪这片原始丛林，把白人锁在其中，不得不堕落。（王润华《越界跨国文学解读》,2004：432）
（刊登于2009年9月27日《星座》文艺副刊）
在张贵兴小说中，由华人移民、砂共斗争、抗日战争及族群冲突的主题演变为男性对女性的性霸占，行文间强烈表露出大胆露骨的性爱描写，尤其是男性对女性的情欲霸权，这是张贵兴雨林小说中所呈现出的另一种雨林色彩。
转型社会下的情欲书写
无可否认，跃入上世纪九〇年代以后，小说创作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就其根源而言，均与这一时期社会转型所造就的特殊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当时有了西方种种小说理论的支持和对社会学批评方法的排斥，导致人们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小说的语言结构和形式技巧，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这时期小说理性意蕴的阐释 (管宁〈 转型社会语境下的欲望书写与美感形态〉，2001：55)。
经济体制的转型所导致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无疑是九〇年代最重要的社会事件。在这时期的变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显在性一面，如物质的丰富和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给人们带来其隐在性的一面如思想观念、道德准则等的变化。现实境况既已发生变化，小说创作除非避开现实题材，否则必然要表现出这个社会语境的某些特征。因此，九〇年代小说的审美观发生了重大移变：即从侧重对精神性内容的叙写向对物质性追求的表现，从古典式的抒情表现向现代社会的欲望表达转化。这种变化导致了人性书写的历史性倾斜--生存的物质性欲望和情爱的本能性欲望的表现，成为这一时期小说的重要特征（同前）。
九〇年代的社会转型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为标志，整个社会语境发生了与八〇年代全然不同的变化。这时期的小说书写的欲望倾向，不仅体现在物质利欲的表现上，同时还体现于情爱书写中对于本能情欲的热衷和倾斜。许多作家的情爱描写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性爱欲望的情欲描写，张贵兴也不例外。进入九十年代后，张贵兴的情欲书写，从早期的《赛莲之歌》含蓄蕴藉，到近期的《猴杯》更见其张扬。换句话说，他的雨林的情欲化渐渐扩大，从局限于雨林边缘的《赛莲之歌》更往内延伸，深入雨林中心，扩大了情欲的舞台，驾驭一个更大的对象，深入到达雅克族群里去。所以，情欲，成了笔者对张贵兴雨林小说的另一个要探讨的主题。
情欲是在传宗接代的本能基础上产生于男女之间，使人获得特别强烈的肉体和精神享受的这种综合的（既是生物，又是社会的）、互相倾慕和交往之情--的本质。简言之，也就是情欲的本质。应该说，爱情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最深沉的冲动，爱情的魅力就在于它的这种神秘性和自发性，他不问原因，不顾一切，不计利害，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才认识炽热的爱情总是盲目的。爱情的动力和内在本质就是男子和女子的情欲，这种延续种族的本能。所以，要科学地描写爱情的本质，就不可能回避描写人的生物本能--情欲。只有穿过情欲的迷宫，才有可能进入到男女之间亲密关系的高级精神领域里（鲍维娜〈论茨威格情欲小说中的非理性激情〉，1998：130）。
雨林与情欲
情欲是爱情的基础，即使最崇高的爱情中也有情欲的基础。张贵兴笔下的雨林往往是引发情欲的首要因素。雨林与人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互相转化的关系，雨林化成人，人化成雨林。因此，雨林不免弥漫情欲的气息与特征，呈现出一种诡异而迷人的情欲氛围。张贵兴对于情欲的描写，是由含蓄的情欲直到暴戾的情欲，层层介入。尤其是《赛莲之歌》，尤为含蓄。它是书写一个马华少年的情欲启蒙。三段“美丽而夭亡”的爱恋，分别是体格魁梧的体育健将华裔女子安娜黄、合唱团团员漂亮温柔的姐姐凯瑟琳和死去的小提琴手芬妮，故事的结局戛然中止在想像之中，留下了一个未完的结局。在《赛莲之歌》中，呈现了男女之间最基本、最含蓄的爱欲冲动：
我挪动身子和凯靠在同一棵树身上…忽然有一团软绵绵的东西靠向我左肩来，而且一动也不动伏在那上头…她的身体是柔软的，她的体味是我熟悉的，她的体温是烫人的…这种感觉是我忽然处于莫名的兴奋和骄傲中…” （181-184）
男主角对他所仰慕的三个女孩的情欲表现都极为保守。也因为他们含蓄的情感，最终使他们皆无法完成人生的旅程。在整个过程中，他们只保持着互相倾慕，没有任何实质的肉体关系，所以在整个爱恋过程中充满了稠密的幻想。
九〇年代的小说创作在表现情爱时显示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无论是作家的立场、态度、理想，还是具体的表现方式、探索途径，都显示出了迥异奇趣的面貌，仅仅用一种模式来概述当下小说中的情爱态度显然是不合适的。刘保昌认为当下小说中的情爱书写主要有五种表现方式，既扭曲的欲望书写、赤裸的欲望表达、真诚的精神逃避、无助的揽镜自恋、顺世的情爱合唱（刘保昌〈在爱与欲之间——论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五种情爱书写 〉，2001：91）。五种截然不同的书写表明了不同的写作群体诠释情爱时所采用的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与切入角度。
对于情爱欲望的刻画，张贵兴的分类和花样总是令人目不暇给。他的情欲书写林林总总，令人目瞪口呆。肉欲宣泄的阻塞使得主人公一方面收缩回自体性爱，同时在青春多愁善感唯美幻想的心灵状态中无法充分宣泄的欲望，因此爱欲被精神化、审美化，和主体生活世界中的雨林体验结合，雨林中虫鱼草木走兽于是便负载了初萌的性爱的能量（黄锦树〈从个人的体验到黑暗之心－论张贵兴的雨林三部曲及大马华人的自我理解〉，2001：259），例如《赛莲之歌》的这段描写，似乎表现了这点：
我忽然兴起想和凯亲近的念头，不过不是过去我时常想到的拉手或抚摸头发，而是一种想亲吻她的念头。…我非得行动不可--等一下，我的圣母玛丽娅，我在做什么？…凯的身体又动摇了一下，似乎在抗拒我这份太过激烈的念头。我立刻把头转开…开始用一切肮脏和下流次会痛骂和作贱自己…我仰面卧倒在草地上…呼吸情操和泥土的味道，聆听鸟声、蝉声、风声和各种自然音籁…（189-191）
《赛莲之歌》的狂野雨林，暴戾原欲，也成为日后《顽皮家族》、《群象》、《猴杯》与《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等基本内涵。张贵兴的情欲书写到了《顽皮家族》可以说是赤裸裸的、表现得最淋漓尽致，也正体现了刘保昌的赤裸欲望表达。当中的顽龙夫妇基于混杂了生殖欲望及劫后余生的庆幸的因素，导致夫妻情感的性爱爆发。或许是一种遗失子嗣的恐慌使他们在树根上疯狂的做爱，或者是一种情欲的需要，且看张贵兴对于顽龙夫妇的性爱描写：
他们舔着对方脸上的热泪和全身上下的热汗，他们赤裸身子上面吸饱了血的蚊蚋也被他们舔了进去，他们伤口上面的药草和污血也被舔了进去，他们被晒脱的脆皮也被舔了进去。他们的动作肆无忌惮完全不考虑对方伤势，以同等野蛮和力道回归对方。顽龙腰伤被妻子手掌扒开，内脏被她的五指掏出来又塞回去，腿上的小伤被她的脚趾撕裂成重伤。顽龙的吻像马蹄踏遍她全身，以犀牛角冲翻一辆吉甫车的力道冲入她的下体，每一下都冲得彼此人仰马翻。他们在血腥、药味和汗臭味中融入彼此的身体，喘息和呼喊淹熄了四周吸饱了血的蚊蚋声。他们像岛屿上他们看到的蔓藤和树根纠缠一块，历经许多痛苦欢乐才分了开来…（24）
人和雨林总是存在着一种互相转化的关系。人在雨林，往往弥漫着情欲的气息，譬如，《群象》中的猎象者所探索的雨林就呈现出情欲化的色彩，随着余家同进入雨林一起狩猎的20余人发现“走了一步，连根拔起雨林的多情啜吻。然而，因为情欲，使张贵兴的小说中的雨林成了一种罪恶的象征 [1]。无可否认，雨林是很容易扭曲人类自然的情欲需求，导致人们在情欲与道德上堕落。在《群象》中，张贵兴笔下的雨林，彻底地被情欲化。《群象》中，通过余家同对几个扬子江女队员的泛爱论和实践刻画，可以发现，即使在共产主义神话内部也强烈地表现了男性对女性的性霸占，当中对于余家同和宜莉、沁云及凌巧的性爱描写也令人惊叹，譬如：
余家同拉宜莉躲入丝棉树根下一个洞窟…每震动一下，身体就更紧密依靠，家同某个部位就更硬挺。政府军在丝棉树四周逡巡不去…二人在穴内流汗成河，如泡在烂泥地。家同在宜莉身边膝深说不要动不要叫，否则我们一起坐牢。说完抚他身体，吻她嘴唇。政府军向空中开枪示警，用扩音器…家同撕开宜莉的黑衣衫，退下她的长裤。当家同射出精液时，两位扬子江队员正窜向丝棉树，在丝棉树下被机关枪和手榴弹轰得不成人形，血液像雨降旱地漫入泥土，染红树根和加同宜莉缱绻的整个穴，参着宜莉的处女血。…在狭小的洞窟里和宜莉做爱…几乎进入宜莉那一霎，我就射精了。当政府队员离去时，我又疯狂的要了宜莉（144-146）。
对于此段性爱描写，根据刘保昌的情爱书写模式，张贵兴正用了扭曲的欲望书写模式。笔者认为他们之间的性状态本质是纵欲的、而且情节绵密细致，充分透露冲动、迷茫的气息。或者可以说，张贵兴正以其毫无遮蔽的写作形式与表达，向读者展示了一种另类的写作，欲望化的书写在他笔下所表现的正是自由精神。或者可以将之理解为殖民地情欲奔泻的处境，混乱的情欲表现。在殖民时期，女性永远处于被动的状态，甚至无法分别自己是在做爱还是被强奸。余家同丝毫不加怜悯，一刻不停，而宜莉在痛意陡然之间转为沉迷。这样的情欲，似乎是一种被占领被虐待的高潮，更充分体现了殖民地交欢的被虐狂的特点。
张贵兴把激情--情欲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自然合理的本能需求。情欲和理解在心灵里的搏斗，既表现了人在无意识支配下的行动，展开了情欲的狂暴力量和人性之间的搏斗，最后，人性的欲望往往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作出非理性的行为。在这方面，张贵兴笔下的余家同个性非常鲜明，他的性格魅力就在于他身上蕴含着的一种非理性的激情。在政府军追击下，在手榴弹轰炸声当中，他竟然还能与女共党员激情做爱，显得他似乎失去理性般。笔者认为情欲在他身上所表现的是属于一种罪恶。他不仅与宜莉交欢，也多次与其他共产女党员如沁云、凌巧翻云覆雨。作者如此写法也常常被人诟病。
对于张贵兴在他的雨林小说中呈现出这样的情欲描写成分，也许迄今还使一些传统观念较强的人难以接受。简文志认为过度的情欲纷陈与模造容易成为垂死的文本。张贵兴雨林系列的情欲思想与描述太多太腻，对五、六〇年代以后的女性或母性有很大的伤害，也是对认识南洋土著及华人的一种误导。其文本成为“欲望风景”，南洋是“野兽与天使的合体”，正以漫漶的雨势上演着反复与苍凉的“暴体美学”（简文志〈张贵兴小说的叙述辩证—兼以想像旅台马华文学的未来〉，2004：4）。虽然简文志的见解不无道理，但笔者认为也就是这样露骨的情欲书写，让张贵兴在他的雨林书写更具非凡之意义，这是其他以雨林为书写题材的作家所不能及的地方。事实上，文学并不排斥情欲及露骨的性爱描写。性与美也非决然对立：“从根本上讲，性与美是一致的，美的内涵就是性的内涵…”（张治国〈消解诗意的形而下欲望书写——大众文学粗鄙化倾向批判〉，2006：104）。张贵兴小说中的情欲色彩颇浓厚，无论是男女之间的情欲、人与兽之间的交配、还是男人在情欲使然下所表现的罪恶行为—自慰,都是那么的令人震撼，例如《群象》中对于这方面的描写：
男孩忍不住在母树身上自慰，精液喷向空中，洒在肥嫩密实的叶子上。男孩紧抱树身，有一种和丝棉树交媾的快感。精虫化成毛绒绒的羽翅飘向四面八方。（176）
张贵兴的情欲书写虽然超越读者现实想像的空间，但所不同的是，张贵兴在这方面的书写都以雨林为背景，处于一种适当的场域，并藉此反衬出人类的道德、本质。正如康拉德的小说《黑暗之心》中的人物一旦走入雨林，人类原本的伦理道德基准、人文精神就消失殆尽，甚至失去理性。若深一层去探讨，张贵兴的情欲书写其实具有形而上的精神意蕴，负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他暴露了殖民地的统治阶级或资产阶级对女性的性霸权与性迫害。雨林在他的笔下唤起了人性的本恶。他的小说虽然醉心于展示性享乐体验，尽管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我们尚能从中深刻认识财富霸权、物质暴力及性暴力对人格、灵魂的可怕扭曲与吞噬。此外，他也通过这些情欲书写批判了人类的兽性。因而，他的作品中对情欲描写尽管大胆，但仍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写作。以下笔者将以这个论点为中心，开展叙述，探讨华人对土著女性的性霸权及内心丑陋的一面。
在《猴杯》中，张贵兴也频密地书写了雨林的情欲化。身为国中教师的罗老师因为利用金钱诱惑自己的学生与自己上床，由于丑事被揭发而隐居于雨林。在他隐居雨林六、七年期间，与当地的达雅克女子的情欲纠缠更是没有间断过。罗老师使用真假金银珠宝、化妆品和时髦洋服引诱达雅克女子，作为共宿一夜的代价。六、七年来颇有几个女子为了几件奢侈品而献身罗老师。达雅克人性爱态度开放，旧习俗中的女人甚至常把陌生男人视为一夜丈夫。他们将自己的肉体堕落成商品交易，甚至一些未成年少女都被这些商品所诱惑，譬如：
罗老师觊觎的大部分是成年女子…夜夜换宿一个女子，昨夜竟同时宿淫了亚妮妮不满十一岁的双胞胎姐妹。（230-231）
罗老师表面看起来博学和儒雅，但实际上遮蔽不了他那实质上蠢蠢欲动的淫邪。他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物质及甜言蜜语勾引诱骗及嫖宿了无数位的达雅克女子，夜夜笙歌，而且还建议自己的学生余鹏雉最好每晚的交欢者都是不同的对象。通过罗老师与达雅克少女的性交易中，张贵兴的情欲书写典型地反映了殖民地的情欲特征，这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关系，批判了华人富豪的黑暗之心及丑陋的一面，更体现了后殖民性霸权的色彩。
张贵兴的小说中塑造了许多情欲霸权的男性，他们对女性的性霸占是多面向的。雨林的情欲化除了表现在交易方面，也表现在男人逢场作戏当中。比如《猴杯》中的老萧一是个淫乱者，他不但触玩怀中女子，并且意淫另外三位，羽扇纶巾，谈笑间，降奴风骚毕露。金发女子叼烟嚼果，左臂上的猪笼草瓶子像女性生殖器，瓶盖像阴蒂，瓶口的环状腺体像阴唇，齿毛像阴帽，内壁像阴道，卷鬓像输卵管（133-134）。这样的一个华人富豪形象，在张贵兴的小说中是最有力的批判与谴责了。
女人往往在这些男人的权威下，失去了抵抗能力。这也间接呈现了在殖民时期，处在压迫环境下的“他者”身份代表。可见张贵兴的情欲书写并非一般沦为社会良知诟病的色情文本。他的深层文化内涵隐约可见，就如雨林般的神秘，要看读者如何去解读。
此外，在《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母亲的身怀野种，是整部作品狂妄情欲奔泻的开始。苏其从林元的口中发现原来父亲从未爱过母亲。也因为如此，苏其的母亲迷上一个达雅克青年。传说中企图猎取父亲人头的达雅克青年翻墙进入主角家时震慑于他母亲的美貌，强拉着正在哺乳的主角母亲的手进入雨林。青年壮硕俊美，母亲也因此而失魂落魄。或许是雨林的诱惑，情欲因此而奔泻，双双缱绻绸缪于瞭望台上。二人在雨林中一起度过七天七夜，食野果，吮雨水，赤身裸体暴露日月星辰中。据说主角母亲和达雅克青年分手时跪着苦苦哀求，声泪俱下，但青年不为之所动，他一脚踹开主角母亲对他下肢的拥吻搂抱，消失雨林中。显然，雨林在张贵兴笔下转化为罪恶的渊薮。
此外，张贵兴也通过其他方式展现了他的雨林情欲化。尤其是那形形色色的欲望失控-性伐旅（sex safaris）。在《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中情场圣手林元、主角父亲以及一些探险家都从事许多年前流行白种人之间的“性探险（sex-pendition）”。他们不时利用物质方面的诱惑，勾引达雅克少女与他们在婆罗洲雨林中进行性行为，以求达到心灵上的情欲欲望，譬如：
林元短暂地从事了许多年前流行白种人之间的“性探险（sex-pendition）”,独自深入内陆在几座长物中和年轻达雅克女孩谈情说爱，发生无数一夜之情，据说，只要付出一点钞票和首饰，美丽多情的达雅克女孩就会把外来男人视为一夜丈夫，让这些男人享尽风流和帝王欲望，尤其看了林元晚年生活后…我更相信林元和父亲不时深入内陆从事这种“性杀伐旅”（sex safaris）,继续他们大学时代未竟的性冒险。（59）
此外，主角也通过父亲的素描簿看到两位中年人（中国人）在婆罗州莽荒地带进行一场又一场的性杀伐旅。他们借田野调查之名，携带向导脚夫在雨林长途旅行，搭棚竖架观察飞禽走兽，游走长屋并以首饰、香水、美服、银钱勾引调戏达雅克妇女。可见土著少女成了华人的性奴。他们禁不起诱惑，将自己的身体堕落为商品交易。从这里可以看出华人利用土著少女的朴实，在她们身上宣泄性欲。或许是革命时代的中国，性受到了压抑，这种性压抑心理轻易导致他们将之转变为性暴力，于是来到婆罗洲雨林后，一方面经不起雨林诱惑，一方面生理上的需求，再加上土著少女的迎合，导致他们走向堕落。所以，王德威指出，“百年后，主角的父执辈进入雨林，从事性的杀伐旅；他们对土著女子宣淫肆虐，无所不用其极。从禁欲到纵欲，张贵兴写尽殖民者——包括中国人——对婆罗洲处女地浪漫欲望的两极。”（王德威〈在群象与猴党的家乡－张贵兴的马华故事〉，2001：32-33）。
除此之外，主角苏其有个园艺的母亲，她的花园发展的巅峰竟是与雨林连成一气。这座迷园即人造雨林成了主体象征，它是圣洁的伊甸园，同时也是罪恶的渊薮。张贵兴在《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中，写到了社会上的通奸与淫婚。他们之间的性爱可以建立在一种对对方没有爱的情况下发生。他们之间既没有参杂混乱的情感，也没有天长地久的负担，换句话说，双方的迎合是一种放纵的情欲发泄。林元和主角父亲俩借苏其母亲的“人造雨林”掩护对情妇、土著少女，甚至是未成年少女进行荒淫无耻的勾当，使雨林的一片净土，成了一个罪恶的渊薮。雨林不再是现实景物，而是阴湿晦迷的地域了。且看以下段落，呈现出主角父亲与他的性伴侣之间的淫欲至使情欲放纵，将母亲一手打造的圣洁雨林玷污了：
我看见一位妇人坐在秋千上。我从望远镜中知道她是本地一位木材商太太，未婚时当选过青商亲善小姐。五分钟后，父亲出现秋千架旁。他们只松开几个纽扣，过程短暂而丑陋，顺利而熟练，仿佛经过无数次排演。承受秋千架的枝干几乎因此折断…那种整座雨林被它蜘蛛网状一样辐射出去的怒意彻底牵动的感觉你如果体会得到则离父亲和那女人在我母亲花园迷宫中翻云覆雨的盛况不远了。”（76）
苏其母亲当初不停地烧芭就是希望制造一块净土，就像当初跟着夫婿来到婆罗洲以为来到人间乐园，没想到净土成了寻欢作乐的声色地带，而所谓人间乐园确实愁苦种子遍地。她那神圣像处女子宫的美丽花园（人造雨林），已被一群疯子践踏摧毁了。通过这些，显见华人富豪的黑暗之心与丑陋的一面。
对于张贵兴的这段情欲描写，读者不仅会被其生动的情节所吸引，更会被他所描写的男女之间的狂热激情所感动。他们既充满了热情的激动，强烈的吸引力，尽管他们的情欲是转瞬即逝的冲动和迷恋，是无理智的激情疯狂，是一种不能自制的行为，但张贵兴却将它控制在一个恰到好处的地步，一个能让读者理解和同情的范围。顽龙夫妇南来时，他们的情欲在海上已经克制了将近一个月，再者，身边的孩子都被海盗掳走，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再也禁不起雨林的诱惑，情欲一发不可收拾。
张贵兴笔下所表现的情欲男性无疑是对女性的控制、主宰，女性自然成为男性的发泄对象，无法选择的负载体。张贵兴在他的小说中所表现的情欲色彩尤其在逢场作戏、身体堕落成商品交易、通奸与婚淫、婚姻变质为交易的资本主义金钱社会背景下，这种充满激情、不计后果、贪求私欲的结合无疑是张贵兴小说中最凸现的情欲色彩，这也是他的情欲小说艺术的魅力所在。
修于：12/7/2009
[1] 在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热带丛林小说中，白人到了东南亚与非洲的神秘丛林，很容易在情欲与道德上堕落。这些白人本来都是有理想，充满生活气息的殖民者，最后毁于性欲。康拉德的热带丛林小说怪罪这片原始丛林，把白人锁在其中，不得不堕落。（王润华《越界跨国文学解读》,2004：432）
（刊登于2009年9月27日《星座》文艺副刊）
2009年8月22日星期六
读张贵兴小说随感（四）：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雨林
#张雅芳
根据李元书在〈意识形态与政治社会化〉中，“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它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它总是与特定的阶级尤其是统治阶级或社会政治集团相联系，并为其服务。这一特性使其在社会过程中表现出明确的、强烈的政治功能。“意识形态”可以说是阶级、社会政治集团的根本利益、愿望和要求的反映，是某种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性质和状况的反映。“意识形态”的这种性质和特性决定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冲突和斗争。
婆罗州曾经惨遭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为期三年零八个月抗日战争对当地的人民来说是无法忘怀的。在地作家作广泛地运用这类抗战经历作为写作题材，甚至编成史书，供后人参阅。此外，在台离散作家张贵兴的小说亦不乏这类以意识形态斗争为题旨的作品。对于抗日战争的描写，张贵兴集中在《顽皮家族》中。《顽皮家族》是以寓言方式，描写中国移民强韧的生命力。全书以“生殖力”为本，歌颂落地生根的生命追寻者。其中，突显华人移民在南来后如何艰苦生存及抵抗日本法西斯统治过程。此外，《群象》、《猴杯》与《赛莲之歌》亦着笔于这方面的书写。
对于抗日战争的书写，张贵兴不免夸大描写，但却不失其原有的面貌。其中，作者善用雨林为主要场域，强调雨林在抗日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引人入胜。
雨林与抗日战争
自从20世纪三〇年代开始，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冲突频繁，国际局势激烈动荡，战争密布阴云笼罩着全球。从1931年开始，日本为了实现其独霸东亚的美梦，首先是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继而在1937年7月7日又制造了“卢沟桥七七事变”事件，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日本法西斯主义依靠科技经济上的强大优势，向民族主义国家发起意识形态的强烈攻势。在这时期，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直接针对日本帝国主义旨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郭德宏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全民族都投入了规模空前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他们所依据的最强大武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日本的野蛮侵略行为，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击，并受到世界公正舆论的严厉谴责。当时，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结成了广泛的民族与爱国抗日统一战线，全民奋起抗敌。这间接激起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人的抗日高潮。抗日战争前夕，海外华人都普遍怀有一股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他们身在海外，心在汉阙，思念自己的祖国。他们在政治上认同于中国，关心祖国的荣辱兴衰，并愿意为之奋斗和献身。
为了配合中国全民抗战，海外华人团结一致，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运动。在这期间，新马各地普遍成立了“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各地热血青年在马共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有数万成员的组织“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但英殖民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保持观望态度，对马来亚华人的抗日筹赈运动采取阻挡、禁止的措施，不准华社组织筹赈募捐活动。他们千方百计进行破坏，亦禁止汇款接济中国政府支持抗战。英殖民政府一方面对抗援会的各种抗日活动宣布为非法，实行残酷镇压。英国殖民政府之所以加紧镇压新、马抗日民主运动，是与它顽固坚持殖民统治政策分不开，它害怕人民的觉醒，将会直接威胁其根本利益，动摇其殖民统治的根基 （详见新马侨友会编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页11）。张贵兴的《顽皮家族》中的这段描述,足以让我们看出英殖民政府如何对待正处于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华侨：
炼油厂…没有带给村庄太多建设和繁荣，英国人把油钱都汇回祖国去了，而中国人的祖国则在辛苦抵抗日本鬼子的无情侵略，使当地中国移民发起抗日救亡运动，各地华侨组织开始募款支援祖国杀鬼子，张其苑神父理所当然担任村庄上的募款负责人…”（83）
1941年至1945年间的南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政策在当时国际形势下的必然发展。根据刘子政，日本计划南侵，其动机在于攫取南洋之丰富资源，如树胶、石油、锡等战略资源。事实上，马来西亚的树胶、锡、婆罗洲及苏门答腊的石油，均为军事上的军需品，在日本油源断绝，存量逐渐枯竭下，更急于进攻南洋，以解决石油及军需品的缺乏。此外，他们欲控制马六甲海峡交通咽喉，隔绝欧亚联系，进而孤立中国，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且看以下《顽皮家族》中的这段情节：
一九四一年底，村庄上已经掘出了一百万桶以上的原油，这些原油引起日军觊觎，村庄因此成为日军占领东南亚的第一个目标，作为日后向外发展的滩头堡。（125）
可见婆罗洲的石油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觊觎，也显见帝国主义者极需攫取婆罗洲丰富的自然资源，目的是为了维持其对华长期战争。正如张贵兴的《赛莲之歌》中所述，亚热带的战争、惨烈的硫磺岛之战、丛林的肉搏战是南洋人民所熟悉的。1941年12月8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战争日子。这一日起，中日战争演变成太平洋战争了。这天，日本帝国主义轰炸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法西斯主义者迅速向东南亚挺进。来势凶猛的日军大举入侵马来半岛、婆罗洲等…砂拉越美里和汶莱诗里亚的石油，罗东炼油厂以及大量的树胶、木材、椰干，为日军垂涎的军需物，故婆罗洲为日军必争之地（刘子政，《砂拉越史事论丛——第四辑》，页186）。可见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利用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发达的科技向婆罗洲发起意识形态的强烈攻势。当时，作为砂拉越保护者的英军抵挡不住日军的威力，无力保护砂拉越，连续败退，导致广大人民遭受深重的灾难。在日本法西斯主义者日夜不断侵袭下，局面一片混乱，人民视日本宪兵如虎，其残酷的手段令广大人民苦不堪言。张贵兴的雨林小说中强烈地反映了婆罗洲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被日军羞辱过程及他们的惨痛遭遇。在张的小说中频频描述了日军的残酷，比如，在《群象》中，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对广大人民的残酷的行为，表现突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父亲当心姐姐被捉去党军妓，匆匆将姐姐和姐夫送入洞房…来了数个日本兵。姐夫闻声起来。姐夫被捆绑于菠萝蜜树上。姐姐被轮流羞污。临走，削了姐夫阳具和姐姐左乳。（177-178）
在日本侵略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了对婆罗洲的蚕食鲸吞，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婆罗洲人民在苦难的日子下，民族意识普遍觉醒。这一思想遂一跃成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婆罗洲的主流思潮。为了反抗日本的侵袭，人民相继组织武装队伍，在当地进行英勇抵抗。另外也成立各种游击队隐入雨林和山区边缘 ，与敌人展开殊死战争 ，造成死伤惨重。在帝国主义者的长驱直入的情况下，英殖民政府迫不得已接受马共提出的共同“抗日卫马”的主张。因此，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为一支强有力的反法西斯队伍。它在硝烟弥漫中建立起来，逐步的成长壮大起来，也在硝烟弥漫中付出重大的代价和牺牲。
1942年2月15日，马来亚全面沦陷。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在全马各地进行大规模检证、大屠杀来胁迫人民服从他的野蛮统治。此外，他们亦对人民进行剥削压榨、疯狂的掠夺，人民受尽欺凌和侮辱，惨遭杀害的群众多达数万人，无论是少女甚至连婴孩都不放过。作为华人意识形态斗争场域的雨林，在战争中成了人们的避难所。张贵兴在他的小说中，无论是抗战、戮杀、逃难皆以雨林为场景。在小说中，张大量书写了帝国主义者惨无人道的行为，并描写日军侵袭婆罗洲时，对人民施行的凶狠冷酷手段。譬如，日军用枪杆子强迫村庄上十五岁以上的男人参与劳动，并蹂躏村庄上后来成为军妓的年轻未婚女子。他们甚至挨家挨户搜寻逃躲劳动的男人和寻找更多可能的女子慰安。日军持续加强检证，当他们抓到逃躲劳役或跷工的男人时，当着大伙面前用鞭子或木棒毒打，当他们搜捕到未婚女子时，对她们施行性暴力，体现帝国主义者对“他者”的性迫害。在这段时期，西方殖民者的文化霸权渗入，表层的或深层的殖民现象随处可见。
婆罗洲沦陷后，帝国主义者所施行的暴政，使人民陷于沦陷区的水深火热的生活中。他们每次对人民屠杀时就伴随强奸、烧屋及抢劫，罪行累累，磬竹难书。在当时的情况，无论是婆罗洲还是马来亚半岛，全马没有一块未染血腥的洁净土壤。 然而，‘雨林像海洋，广大神秘，是老天爷给我们准备的最坚固碉堡。顽虎背着妻子尸体带领家人走入雨林，躲藏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夔家人与其他村民总共在雨林里度过三年多时光，过着半人半动物的生活…’（顽皮家族：138）。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人民生命毫无保障，生活困苦，缺粮缺药，妻子随时遭日军强奸或遭害，只有雨林才是他们最安全的隐身之所。张贵兴笔下的那块雨林正为这些逃难中的难民准备了最坚固的碉堡,成为他们抗战时的掩护屏障。
无可否认，帝国主义者表现出仇视华人的政策，使华人的地位逐渐被边缘化。他们残暴的统治使其无法取得马来亚华人的合作，实质上加激了其统治的崩溃。华人遭受到空前的迫害，日本法西斯恐怖主义手段实际上不能使华人屈服，反而促进了他们的抗日情绪，民族主义高涨。婆罗洲人民抗日军的武装斗争是在没有外援，没有后方补给，尤其是在没有丝毫作战经验的情况下展开的。它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人民甘冒生命的危险反抗日军的暴戾统治，并且不停留地暗中支援抗日军。通过张贵兴的小说，亦有这方面的描写，譬如《顽皮家族》的张其苑就是一个例子：
“ 张其苑神父理所当然担任村庄上的募款负责人，他先在讲道时大事宣传，然后挨家挨户收钱，洋人也不放过，教堂平常的募捐也奉献在内，募捐成绩非常辉煌。”（83）
为了争取自身的政治、经济权益，被殖民中的婆罗洲人民都普遍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政治、经济斗争，积极投身于当地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行列。广大人民劳动群众的政治意识和组织程度大为提高，为动员和组织华人社会支援和参加抗日战争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使华人中下层群众成为抗战的主体力量。在日本法西斯血腥统治的三年零八个月时间里，婆罗洲人民对日本法西斯无比憎恨。于是，家家户户遁入广袤的雨林，以雨林为家，以雨林为抗日战争的主要场域。张贵兴在《顽皮家族》中下了很大功夫，将作为天然屏障的雨林最原始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
所有武馆弟子携家带眷漏夜逃入雨林，他们早已厌倦鬼子统治下的生活，不约而同且毫不犹疑的追随师父。顽龙截获消息后，吩咐儿女们到雨林里寻找失散的弟子和他们的家人。他们很快集合在一起，在顽虎带领下跋涉五天五夜，在雨林里组成一个六百多人的生活部落。” （139）
面对帝国主义者的屠杀及大肆掠夺，广大的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虽然被日本法西斯控制，然而，日军的残暴并没有把他们压倒，反而激起更大的仇恨。于是乎，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激昂，抗日武装斗争在敌人进攻中迅猛开展起来。他们在雨林里逐步建立了根据地，积极策划，开展对日军作战。张贵兴的《顽皮家族》中这样描写广大人民的激昂及抵抗日军的策略：
我们装备虽然不如鬼子，但我们人数多他们几倍，又有雨林做屏障，拼死也要消灭这帮鬼子。” （154）
抗日军不怕艰难险阻，在雨林中进行秘密研究战略，并勇敢地拿起武器准备抗战。通过小说，抗日军在抗日期间利用热带雨林覆盖的有利条件，跟日军兜圈子，打冷枪骚扰，挫伤其锐气，在选择有利时机和地形进行伏击。他们大量杀伤或部分歼灭敌人使对方士气衰竭。面对敌人的军事围剿，抗日军除了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与之周旋外，更多地采用伏击战来杀伤敌人，甚至利用雨林原有的险阻及猛兽袭击敌人。《顽皮家族》中的顽虎的特长是熟悉雨林的地理和猛兽的习性。他是居民入林时的最佳向导，连殖民地官员也雇用他为狩猎向导。对他而言，如何在雨林中生活就好像选择在生活自家厨房中生活似的。他能在密林活动自如，从不迷失方向。
抗日时期，逃难人民在雨林中经历过生活中的风风雨雨。对于以热带雨林为栖身所的人民来说，雨林不只是他们的安身之所，亦是他们粮食的来源。此外，他们与雨林里的猛兽为伍，并肩作战，最终击败了野蛮残暴的日军。根据史书，1945年秋，人民抗日军与联军配合，正准备消灭日军之际，日本在世界反法西斯军队的四面围攻下，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通过张贵兴的小说，亦有这样的描写。
和竹场的战争结束后，居民忙着在雨林中建设新家园和适应新生活方式…“结束了！结束了！战争结束了”…一个村庄探听时事的子弟带来这个消息。大伙为了慎重，由赵雁率领几个居民来到村庄上，结果第二次证实了这件事情…”（顽皮家族：160-165）
总之，在三年八个月的武装斗争中，人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外来的侵略者。此外也依靠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取得胜利。沦陷区内人民遭受残酷的镇压欺凌、迫害、侮辱以及种种惨绝人寰的杀害。不论是辗转于森林之中，还是处于日本法西斯的刀尖下，华人在时代的感召下，逐步从效忠中国、心怀故土的情怀中解脱出来，萌生了与当地人民共存亡的较现实的政治思想。在民族主义精神鼓舞下，他们打败了帝国主义，同时也消除了大部分过去加给婆罗洲人民的屈辱。然而，这时期的经济大潮、物质欲望、享乐刺激的连轴旋转给后殖民主义者推行其文化霸权提供了大好时机。“战争结束后，抗日军及广大的人民决定走出雨林回到村庄上。他们对自己亲手建造的部落感到非常骄傲和难以割舍，但是他们真正舍不得的不是这个部落，而是这片曾经保护他们和给他们带来新生命的雨林。他们总共花了八天八夜才走出雨林，行列中多了家畜、粮食、小孩和怀孕的女人，比当初匆忙逃入雨林时多了更多家累，这都是雨林赐给他们的礼物。有的居民为了纪念雨林的日子，打算重造一栋和雨林中一个模样的房子。”（顽皮家族：165）
可见张贵兴笔下的雨林是抗日时期日本法西斯主义者与抗日军的斗争场域。战争总是悲惨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发动战争，侵略其他国家。但，无论如何，战争一定会给一方或双方带来悲剧，这是人所共知的。政客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对对方采取攻势，进行侵略。间中，战胜者必定获得地域主权和经济上的利益。
总而言之，张贵兴的小说都把主要叙事场景设置在雨林。无论是砂共斗争还是抗日战争，雨林都成了避难者暂时的屏障。在他笔下的雨林凸显出殖民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雨林充满战争阴影、充满人与人之间因为政治、经济利益关系而互相残杀的场所。雨林是侵略者的葬身之地，亦是受侵略者的藏身之地。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张贵兴的那块雨林继而成为人民的掩护屏障、生存的温床、避难所和再生地。
修于：8/5/2009
（刊登于2009年8月9日《星座》文艺副刊）
根据李元书在〈意识形态与政治社会化〉中，“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它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它总是与特定的阶级尤其是统治阶级或社会政治集团相联系，并为其服务。这一特性使其在社会过程中表现出明确的、强烈的政治功能。“意识形态”可以说是阶级、社会政治集团的根本利益、愿望和要求的反映，是某种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性质和状况的反映。“意识形态”的这种性质和特性决定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冲突和斗争。
婆罗州曾经惨遭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为期三年零八个月抗日战争对当地的人民来说是无法忘怀的。在地作家作广泛地运用这类抗战经历作为写作题材，甚至编成史书，供后人参阅。此外，在台离散作家张贵兴的小说亦不乏这类以意识形态斗争为题旨的作品。对于抗日战争的描写，张贵兴集中在《顽皮家族》中。《顽皮家族》是以寓言方式，描写中国移民强韧的生命力。全书以“生殖力”为本，歌颂落地生根的生命追寻者。其中，突显华人移民在南来后如何艰苦生存及抵抗日本法西斯统治过程。此外，《群象》、《猴杯》与《赛莲之歌》亦着笔于这方面的书写。
对于抗日战争的书写，张贵兴不免夸大描写，但却不失其原有的面貌。其中，作者善用雨林为主要场域，强调雨林在抗日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引人入胜。
雨林与抗日战争
自从20世纪三〇年代开始，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冲突频繁，国际局势激烈动荡，战争密布阴云笼罩着全球。从1931年开始，日本为了实现其独霸东亚的美梦，首先是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继而在1937年7月7日又制造了“卢沟桥七七事变”事件，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日本法西斯主义依靠科技经济上的强大优势，向民族主义国家发起意识形态的强烈攻势。在这时期，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直接针对日本帝国主义旨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郭德宏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全民族都投入了规模空前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他们所依据的最强大武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日本的野蛮侵略行为，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击，并受到世界公正舆论的严厉谴责。当时，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结成了广泛的民族与爱国抗日统一战线，全民奋起抗敌。这间接激起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人的抗日高潮。抗日战争前夕，海外华人都普遍怀有一股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他们身在海外，心在汉阙，思念自己的祖国。他们在政治上认同于中国，关心祖国的荣辱兴衰，并愿意为之奋斗和献身。
为了配合中国全民抗战，海外华人团结一致，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运动。在这期间，新马各地普遍成立了“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各地热血青年在马共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有数万成员的组织“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但英殖民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保持观望态度，对马来亚华人的抗日筹赈运动采取阻挡、禁止的措施，不准华社组织筹赈募捐活动。他们千方百计进行破坏，亦禁止汇款接济中国政府支持抗战。英殖民政府一方面对抗援会的各种抗日活动宣布为非法，实行残酷镇压。英国殖民政府之所以加紧镇压新、马抗日民主运动，是与它顽固坚持殖民统治政策分不开，它害怕人民的觉醒，将会直接威胁其根本利益，动摇其殖民统治的根基 （详见新马侨友会编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页11）。张贵兴的《顽皮家族》中的这段描述,足以让我们看出英殖民政府如何对待正处于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华侨：
炼油厂…没有带给村庄太多建设和繁荣，英国人把油钱都汇回祖国去了，而中国人的祖国则在辛苦抵抗日本鬼子的无情侵略，使当地中国移民发起抗日救亡运动，各地华侨组织开始募款支援祖国杀鬼子，张其苑神父理所当然担任村庄上的募款负责人…”（83）
1941年至1945年间的南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政策在当时国际形势下的必然发展。根据刘子政，日本计划南侵，其动机在于攫取南洋之丰富资源，如树胶、石油、锡等战略资源。事实上，马来西亚的树胶、锡、婆罗洲及苏门答腊的石油，均为军事上的军需品，在日本油源断绝，存量逐渐枯竭下，更急于进攻南洋，以解决石油及军需品的缺乏。此外，他们欲控制马六甲海峡交通咽喉，隔绝欧亚联系，进而孤立中国，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且看以下《顽皮家族》中的这段情节：
一九四一年底，村庄上已经掘出了一百万桶以上的原油，这些原油引起日军觊觎，村庄因此成为日军占领东南亚的第一个目标，作为日后向外发展的滩头堡。（125）
可见婆罗洲的石油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觊觎，也显见帝国主义者极需攫取婆罗洲丰富的自然资源，目的是为了维持其对华长期战争。正如张贵兴的《赛莲之歌》中所述，亚热带的战争、惨烈的硫磺岛之战、丛林的肉搏战是南洋人民所熟悉的。1941年12月8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战争日子。这一日起，中日战争演变成太平洋战争了。这天，日本帝国主义轰炸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法西斯主义者迅速向东南亚挺进。来势凶猛的日军大举入侵马来半岛、婆罗洲等…砂拉越美里和汶莱诗里亚的石油，罗东炼油厂以及大量的树胶、木材、椰干，为日军垂涎的军需物，故婆罗洲为日军必争之地（刘子政，《砂拉越史事论丛——第四辑》，页186）。可见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利用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发达的科技向婆罗洲发起意识形态的强烈攻势。当时，作为砂拉越保护者的英军抵挡不住日军的威力，无力保护砂拉越，连续败退，导致广大人民遭受深重的灾难。在日本法西斯主义者日夜不断侵袭下，局面一片混乱，人民视日本宪兵如虎，其残酷的手段令广大人民苦不堪言。张贵兴的雨林小说中强烈地反映了婆罗洲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被日军羞辱过程及他们的惨痛遭遇。在张的小说中频频描述了日军的残酷，比如，在《群象》中，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对广大人民的残酷的行为，表现突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父亲当心姐姐被捉去党军妓，匆匆将姐姐和姐夫送入洞房…来了数个日本兵。姐夫闻声起来。姐夫被捆绑于菠萝蜜树上。姐姐被轮流羞污。临走，削了姐夫阳具和姐姐左乳。（177-178）
在日本侵略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了对婆罗洲的蚕食鲸吞，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婆罗洲人民在苦难的日子下，民族意识普遍觉醒。这一思想遂一跃成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婆罗洲的主流思潮。为了反抗日本的侵袭，人民相继组织武装队伍，在当地进行英勇抵抗。另外也成立各种游击队隐入雨林和山区边缘 ，与敌人展开殊死战争 ，造成死伤惨重。在帝国主义者的长驱直入的情况下，英殖民政府迫不得已接受马共提出的共同“抗日卫马”的主张。因此，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为一支强有力的反法西斯队伍。它在硝烟弥漫中建立起来，逐步的成长壮大起来，也在硝烟弥漫中付出重大的代价和牺牲。
1942年2月15日，马来亚全面沦陷。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在全马各地进行大规模检证、大屠杀来胁迫人民服从他的野蛮统治。此外，他们亦对人民进行剥削压榨、疯狂的掠夺，人民受尽欺凌和侮辱，惨遭杀害的群众多达数万人，无论是少女甚至连婴孩都不放过。作为华人意识形态斗争场域的雨林，在战争中成了人们的避难所。张贵兴在他的小说中，无论是抗战、戮杀、逃难皆以雨林为场景。在小说中，张大量书写了帝国主义者惨无人道的行为，并描写日军侵袭婆罗洲时，对人民施行的凶狠冷酷手段。譬如，日军用枪杆子强迫村庄上十五岁以上的男人参与劳动，并蹂躏村庄上后来成为军妓的年轻未婚女子。他们甚至挨家挨户搜寻逃躲劳动的男人和寻找更多可能的女子慰安。日军持续加强检证，当他们抓到逃躲劳役或跷工的男人时，当着大伙面前用鞭子或木棒毒打，当他们搜捕到未婚女子时，对她们施行性暴力，体现帝国主义者对“他者”的性迫害。在这段时期，西方殖民者的文化霸权渗入，表层的或深层的殖民现象随处可见。
婆罗洲沦陷后，帝国主义者所施行的暴政，使人民陷于沦陷区的水深火热的生活中。他们每次对人民屠杀时就伴随强奸、烧屋及抢劫，罪行累累，磬竹难书。在当时的情况，无论是婆罗洲还是马来亚半岛，全马没有一块未染血腥的洁净土壤。 然而，‘雨林像海洋，广大神秘，是老天爷给我们准备的最坚固碉堡。顽虎背着妻子尸体带领家人走入雨林，躲藏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夔家人与其他村民总共在雨林里度过三年多时光，过着半人半动物的生活…’（顽皮家族：138）。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人民生命毫无保障，生活困苦，缺粮缺药，妻子随时遭日军强奸或遭害，只有雨林才是他们最安全的隐身之所。张贵兴笔下的那块雨林正为这些逃难中的难民准备了最坚固的碉堡,成为他们抗战时的掩护屏障。
无可否认，帝国主义者表现出仇视华人的政策，使华人的地位逐渐被边缘化。他们残暴的统治使其无法取得马来亚华人的合作，实质上加激了其统治的崩溃。华人遭受到空前的迫害，日本法西斯恐怖主义手段实际上不能使华人屈服，反而促进了他们的抗日情绪，民族主义高涨。婆罗洲人民抗日军的武装斗争是在没有外援，没有后方补给，尤其是在没有丝毫作战经验的情况下展开的。它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人民甘冒生命的危险反抗日军的暴戾统治，并且不停留地暗中支援抗日军。通过张贵兴的小说，亦有这方面的描写，譬如《顽皮家族》的张其苑就是一个例子：
“ 张其苑神父理所当然担任村庄上的募款负责人，他先在讲道时大事宣传，然后挨家挨户收钱，洋人也不放过，教堂平常的募捐也奉献在内，募捐成绩非常辉煌。”（83）
为了争取自身的政治、经济权益，被殖民中的婆罗洲人民都普遍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政治、经济斗争，积极投身于当地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行列。广大人民劳动群众的政治意识和组织程度大为提高，为动员和组织华人社会支援和参加抗日战争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使华人中下层群众成为抗战的主体力量。在日本法西斯血腥统治的三年零八个月时间里，婆罗洲人民对日本法西斯无比憎恨。于是，家家户户遁入广袤的雨林，以雨林为家，以雨林为抗日战争的主要场域。张贵兴在《顽皮家族》中下了很大功夫，将作为天然屏障的雨林最原始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
所有武馆弟子携家带眷漏夜逃入雨林，他们早已厌倦鬼子统治下的生活，不约而同且毫不犹疑的追随师父。顽龙截获消息后，吩咐儿女们到雨林里寻找失散的弟子和他们的家人。他们很快集合在一起，在顽虎带领下跋涉五天五夜，在雨林里组成一个六百多人的生活部落。” （139）
面对帝国主义者的屠杀及大肆掠夺，广大的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虽然被日本法西斯控制，然而，日军的残暴并没有把他们压倒，反而激起更大的仇恨。于是乎，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激昂，抗日武装斗争在敌人进攻中迅猛开展起来。他们在雨林里逐步建立了根据地，积极策划，开展对日军作战。张贵兴的《顽皮家族》中这样描写广大人民的激昂及抵抗日军的策略：
我们装备虽然不如鬼子，但我们人数多他们几倍，又有雨林做屏障，拼死也要消灭这帮鬼子。” （154）
抗日军不怕艰难险阻，在雨林中进行秘密研究战略，并勇敢地拿起武器准备抗战。通过小说，抗日军在抗日期间利用热带雨林覆盖的有利条件，跟日军兜圈子，打冷枪骚扰，挫伤其锐气，在选择有利时机和地形进行伏击。他们大量杀伤或部分歼灭敌人使对方士气衰竭。面对敌人的军事围剿，抗日军除了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与之周旋外，更多地采用伏击战来杀伤敌人，甚至利用雨林原有的险阻及猛兽袭击敌人。《顽皮家族》中的顽虎的特长是熟悉雨林的地理和猛兽的习性。他是居民入林时的最佳向导，连殖民地官员也雇用他为狩猎向导。对他而言，如何在雨林中生活就好像选择在生活自家厨房中生活似的。他能在密林活动自如，从不迷失方向。
抗日时期，逃难人民在雨林中经历过生活中的风风雨雨。对于以热带雨林为栖身所的人民来说，雨林不只是他们的安身之所，亦是他们粮食的来源。此外，他们与雨林里的猛兽为伍，并肩作战，最终击败了野蛮残暴的日军。根据史书，1945年秋，人民抗日军与联军配合，正准备消灭日军之际，日本在世界反法西斯军队的四面围攻下，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通过张贵兴的小说，亦有这样的描写。
和竹场的战争结束后，居民忙着在雨林中建设新家园和适应新生活方式…“结束了！结束了！战争结束了”…一个村庄探听时事的子弟带来这个消息。大伙为了慎重，由赵雁率领几个居民来到村庄上，结果第二次证实了这件事情…”（顽皮家族：160-165）
总之，在三年八个月的武装斗争中，人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外来的侵略者。此外也依靠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取得胜利。沦陷区内人民遭受残酷的镇压欺凌、迫害、侮辱以及种种惨绝人寰的杀害。不论是辗转于森林之中，还是处于日本法西斯的刀尖下，华人在时代的感召下，逐步从效忠中国、心怀故土的情怀中解脱出来，萌生了与当地人民共存亡的较现实的政治思想。在民族主义精神鼓舞下，他们打败了帝国主义，同时也消除了大部分过去加给婆罗洲人民的屈辱。然而，这时期的经济大潮、物质欲望、享乐刺激的连轴旋转给后殖民主义者推行其文化霸权提供了大好时机。“战争结束后，抗日军及广大的人民决定走出雨林回到村庄上。他们对自己亲手建造的部落感到非常骄傲和难以割舍，但是他们真正舍不得的不是这个部落，而是这片曾经保护他们和给他们带来新生命的雨林。他们总共花了八天八夜才走出雨林，行列中多了家畜、粮食、小孩和怀孕的女人，比当初匆忙逃入雨林时多了更多家累，这都是雨林赐给他们的礼物。有的居民为了纪念雨林的日子，打算重造一栋和雨林中一个模样的房子。”（顽皮家族：165）
可见张贵兴笔下的雨林是抗日时期日本法西斯主义者与抗日军的斗争场域。战争总是悲惨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发动战争，侵略其他国家。但，无论如何，战争一定会给一方或双方带来悲剧，这是人所共知的。政客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对对方采取攻势，进行侵略。间中，战胜者必定获得地域主权和经济上的利益。
总而言之，张贵兴的小说都把主要叙事场景设置在雨林。无论是砂共斗争还是抗日战争，雨林都成了避难者暂时的屏障。在他笔下的雨林凸显出殖民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雨林充满战争阴影、充满人与人之间因为政治、经济利益关系而互相残杀的场所。雨林是侵略者的葬身之地，亦是受侵略者的藏身之地。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张贵兴的那块雨林继而成为人民的掩护屏障、生存的温床、避难所和再生地。
修于：8/5/2009
（刊登于2009年8月9日《星座》文艺副刊）
2009年6月24日星期三
读张贵兴小说随感三：作为族群接触场域的婆罗洲雨林
#张雅芳
张贵兴惯以婆罗洲图象建构一系列以雨林为舞台的传奇小说，“在马华文学版图上矗立他的雨林王国，给我们展示了缤纷色彩的雨林世界，完全掩盖了其他书写婆罗洲雨林作家的锋芒”。这种说法已经得到马华文学界的认同。在他笔下的雨林，是物种生存竞争的场域。砂拉越是一个共有大约27种的种族。他们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信仰、不同习俗，因此在这个有大熔炉的犀牛乡内生活，必须具有高度容忍及谅解。否则，彼此间将会引起冲突。
众所周知，东南亚华人与当地的土著民族的族群关系是一个敏感而又复杂的问题。砂拉越的情况也不例外。中国人移居砂拉越，与当地的土著接触，间中不免有些冲突。在殖民时期，华人与当地的土著都在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下。因为有外来的统治者，再加上殖民者对华人和当地土著大多采取分而治之和种族歧视的政策，所以当时的华人与当地土著的关系极为矛盾。他们之间有冲突对立的关系，彼此心怀敌意，也有同床异梦之关系，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翻开史籍，不难发现砂拉越华土之间的冲突，也主要是由殖民政府挑拨离间而引起的。
砂拉越是块个多元种族的土地。由于历史与殖民主义之故，族群关系往往左右了社会的和谐。不过，改变砂拉越族群结构最大的外力，还是来自西方的殖民主义。由于殖民者在开发殖民地的资源与产业时需要劳力，引进了大批中国人，尤其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大规模移民。族群共处难免产生磨擦与冲突，因此族群问题乃造成这些新兴国家不安定的变数。
张锦忠在〈后殖民困境：东南亚国家的危机与转机〉中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制定了不同的种族政策，保护马来人经济及教育权益与政治语言文化地位的律法，并透过新经济政策与土著主义（Bumiputeraism）的强势落实，因此造成华人与印度人的士气与地位低落。所以，即使马来西亚获得独立，华人地位仍如殖民时期的“他者”一般。
族群间的冲突事件其实不算是新课题了。但特殊的是张贵兴以婆罗洲雨林为叙述场域。它延绵贯串所有的场景，时而阴暗神秘,时而张牙舞爪，就好像人与人之间阴险的一面，令人无法捉摸。在张贵兴的雨林象迹中，我们看到了无数的生命挣扎残酷的景象。就像那支不断被猎杀的庞大群象，即使在阴森的雨林中四处奔窜，最终也难逃被人类残杀的命运。人的命运不就跟这些群象的命运相同吗？在张贵兴小说中，追杀群象的是万物之灵的人类，而追杀人类的也是人类。对于张贵兴小说中所呈现的人类与人类之间相互残杀的局面，值得我们反思。
雨林与华土冲突
通过张贵兴的《群象》、《猴杯》及《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我们看到了人性的黑暗面与宽厚的一面。在张贵兴的那块色彩瑰丽而又神秘莫测的婆罗洲雨林中，我们看到两个族群所串演的恩怨情仇，是那么的震人心弦、动人心魄。对于出生在一个新兴国家的马来西亚，张贵兴书写了许多历经殖民统治的砂拉越，包括英殖、日殖到建国以后华族面对与当地土著相处时引发不愉快的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都有历史为本。根据刘子政史书记载，砂拉越石隆门的华人多数在金矿公司工作。他们成为一个自治邦，常与拉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拉者以各种方法来管制他们，但由于管制不得法，爆发了1857年2月18日（华人旧历新年）石隆门华族矿工的武力反抗事件，他们进攻古晋的政府大厦，烧毁了政府的住屋及政府的许多文件，杀死了一些英国官员，拉者死里逃生，跳河溜走。矿工占领了古晋几天，詹姆士和查尔斯采取了挑拨民族仇恨的策略，召集大量的马来人与达雅克人加入队伍反攻华人，最后终于将此事镇压下来，华人退回石隆门，沿途被杀死者约千人，而妇孺男女逃往婆罗洲三发、坤甸者有二千人。
在张贵兴的雨林小说系列中，涉及族群接触的有《群象》、《猴杯》及《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三部小说皆以婆罗洲雨林为主要场域，书写了砂拉越华人与土著因生存竞争所引起的冲突事件，并揭示了两个族群之间的恩怨根源。
通过张贵兴的小说，笔者认为华土之间的文化差异不是造成族群的冲突根源，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在于社会与经济利益的竞争。正如陈志明在族群关系理论模式中所揭示者，族群关系可以用族群间的社会经济竞争本质加以解释。此外，在种族性政治主导下的政策会引起族群间的冲突。学者朱崇科认为，若以早期的砂拉越华人与当地的土著相比，华人呈现出远比土著更加强烈的功利性。为此，华人往往利用土著的本质朴实、简单来谋取经济利益或其他好处。就如《猴杯》，华人最初的命运是凄惨的，像卖猪仔般，任由主子摆布，生活苦不堪言。但是，面对环境的变迁，有些华人渐渐地也利用自己的机智，开始欺诈其他弱势族群，尤其是达雅克族群。
正如达尔文“进化论”认为生物进化是连续式进行的。在相同自然条件下，动物进化的机遇和概率是相等的。在生活竞争中，物种往往在新环境中做出一系列的适应改变，以完成生存需要达到的最低能量。这种适应是被动的，面对重大环境变迁，生物总是以死亡来抗拒。《猴杯》中的曾祖余石秀就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
曾祖逐渐发觉园区和土族之间的关系，犹如蜜熊之蜂巢…是一种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复杂进化课题和食物链之争，关键在于谁是掠食者和被掠食者。（180-181）
达尔文经过多年辛勤的探索和紧张的思考，提出了自然选择以解释生物进化的事实。 《猴杯》中的曾祖来到婆罗洲以后就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在生存斗争中取得胜利继而得到发展的族群代表，而土著族群则相反。就因为生存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中，导致曾祖与当地的土著族群结下了怨仇。他及其继承人余翱汉与当地的原住民达雅克人之间四代漫长的往返仇杀，令人震悚。《猴杯》一步一步地引领我们进入魔幻、淫靡的雨林世界，一窥中国移民家族与达雅克人几代之间荒错纠葛不清的人性悲欢。在争权过程中，曾祖几度在雨林中与达雅克族群展开激烈的战役。为了得到种植园区，余石秀竟用几坨金块贿赂殖民官，最后成功争取到种植园区。通过张贵兴《猴杯》，足以让我们看到华人族群与土著族群之间因为经济关系而引起两个族群之间存在着深仇大恨。华人利用自己的优势对达雅克族群不断地进行压制，令达雅克人愤慨痛恨。对于余石秀的政治手段，可以说是一种暴力。他对本身以外的“他者”不断进行剥削。当然，作为对压迫和残暴的反弹，达雅克人也有杀手锏-死亡往往变成贪婪掌权者的宿命。余石秀因为得罪太多人，仇家太多，最终在雨林里被达雅克人阿班班杀害。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与经济利益才是导致两个族群发生竞争的原因，通过争夺种植园区而引起战役一例就是最好的证明。
通过张贵兴的小说，族群间的人际交往与文化背景不至于引起族群间的冲突。以下的段落可以表现出达雅克人非常崇仰华人特有的聪明机智。在张贵兴的小说中，虽然他们对华人族群恨之入骨，但对他们的胜算甘拜下风，自认不如，譬如：
…汉人虽然心术不正，但出类拔萃，远胜我族，他们的智慧和精髓将永远在我贫瘠的艺术荒野中蔓延发光像一朵黑暗中的荧光菇…（299-300）
张贵兴在《群象》中亦有书写砂拉越华人族群与土著族群之间的两种关系。《群象》中的族群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冲突关系而另一种是婚姻关系，间中皆以雨林为两个族群接触的主要背景。为了自己的利益，身为游击队领导人的余家同利用两个族群的婚姻关系，拉拢两个族群，为的只是想让共产思想参透全民的权宜。由始至终，他一直希望把共产组织和武装扩大到土著民族之间，动员他们实际参与砂党，参与斗争，以扩大他的武装部队，增强他部队的势力。“ 学习土著语言，华土通婚，是立足土著民族最好的方法。所以我鼓励队员娶土著为妻。” （129）。小说中，显见土著民族对华人起冲突的原因。余家同往往利用土著的朴实厚道、思想简单来谋取利益或其他好处。他虽然大力倡导华土通婚，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想通过此举拉近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并刻意让他陷入圈套，以达到他追求的目的。这些手段可以从他千方百计介绍达雅克女子给其外甥认识中看出。余家同虽然大力倡导华土通婚，但是，待施家兄弟只剩仕才时，保留在他心中的那份黄种思想却隐约而现。他对和土著女孩法蒂亚关系密切的仕才告白道：
“华土通婚只是一种手段…你是施家唯一的传人了，别让番人肮脏的皮肤渗入你纯种的黄色皮肤…”（146）
可见余家同主张华土通婚具有强烈的功利显著。从根本上说，引发族群矛盾激化的还是经济利益的冲突，而政治斗争则往往是经济利益冲突的集中表现。
雨林与华土融合
张贵兴除了书写族群之间的冲突外，也有不少例子书写族群与族群之间的亲密关系，无论是朋友关系还是婚姻关系。一般认为两个族群如果相互关系紧张、彼此仇视，他们成员之间的相互接触会受到许多外部限制，双方成员的内心对于对方接触也会存在某种隔阂与障碍，通常是很难建立恋爱关系及缔结婚姻的。只有当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在整体上比较融洽与和谐时，他们的成员中才有可能出现一定的族际通婚。但是张贵兴小说中却例外，族群之间虽然起冲突，但两族之间的成员仍会相互来往，相互关心。《猴杯》中的亚妮妮与余鹏雉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达雅克族群也就是亚妮妮家族虽然对余家充满仇恨，但亚妮妮对余鹏雉仍百般照顾，最后为了他的安全，却以身相许。
此外，一群三十余人被余石秀逼为妓女的苦命华族女人在种植园区结束后，不知何去何从，她们痛恨园区，不想回到贩卖她们的父母怀抱，害怕鬼子强迫她们慰安军人。于是，他们一同携手沿着巴南河畔深入雨林心脏地带。他们在雨林里，采吃蝙蝠鸟猴啃过的生涉水果，冒险吞下可能有毒的荤菇，喝猪笼草瓶子里的凉水……后来，她们被几座长屋的达雅克人收留，结束惊心动魄的逃亡生涯。女人从此口吐达雅克语，纹身，言行表里宛如达雅克人。可见族群通婚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两个异性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且隐含着两个族群的文化。
然而，在《群象》中，移民者与当地的土著民族通婚后，接受了本土的文化。这也代表第二代的华人思想已经本土化，已成为落地生根的婆罗洲人。笔者大胆认为张贵兴以这样的故事制造了一种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寓言：华人移民打破种族和语言藩篱，接受土著为合作伙伴，并与他们操着共同的语言。这似乎预言本土文化与帝国文化（资本主义）相冲突，强调本土文化与帝国文化之间不同的思想将引发矛盾。
从《猴杯》中三十余位妓女与达雅克男人的结合、余鹏雉和亚妮妮结为夫妻以及《群象》中的仕农娶伊班少女为妻的例子中，恰恰体现了多元文化的混杂性。无可否认，张贵兴的小说的确大量着手于砂拉越华人与土著之间的族群关系。在砂拉越的各个历史时期，曾经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族群交往，其中既有平等互利的贸易、互相关怀、互相学习，亦有因为经济关系而引起血腥惨烈的侵略与屠杀。为生存和幸福而斗争是所有生物的一种普遍现象。在族群与族群的经济竞争中，竞争的失败者或能力较弱的种族或族群，往往由于其族群背景在竞争中受到歧视与排斥，继而激化了族群矛盾与冲突。此外，种族之间亦可能相互歧视而导致经济资源、利益分配的不均等，破坏社会的稳定。这间接引发族群间的仇视、敌对和抗争。于是，雨林在这层面上化为物种生存竞争的场域。
修订版：7/4/2009
（刊登于2009年6月14日《星座》文艺副刊）
张贵兴惯以婆罗洲图象建构一系列以雨林为舞台的传奇小说，“在马华文学版图上矗立他的雨林王国，给我们展示了缤纷色彩的雨林世界，完全掩盖了其他书写婆罗洲雨林作家的锋芒”。这种说法已经得到马华文学界的认同。在他笔下的雨林，是物种生存竞争的场域。砂拉越是一个共有大约27种的种族。他们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信仰、不同习俗，因此在这个有大熔炉的犀牛乡内生活，必须具有高度容忍及谅解。否则，彼此间将会引起冲突。
众所周知，东南亚华人与当地的土著民族的族群关系是一个敏感而又复杂的问题。砂拉越的情况也不例外。中国人移居砂拉越，与当地的土著接触，间中不免有些冲突。在殖民时期，华人与当地的土著都在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下。因为有外来的统治者，再加上殖民者对华人和当地土著大多采取分而治之和种族歧视的政策，所以当时的华人与当地土著的关系极为矛盾。他们之间有冲突对立的关系，彼此心怀敌意，也有同床异梦之关系，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翻开史籍，不难发现砂拉越华土之间的冲突，也主要是由殖民政府挑拨离间而引起的。
砂拉越是块个多元种族的土地。由于历史与殖民主义之故，族群关系往往左右了社会的和谐。不过，改变砂拉越族群结构最大的外力，还是来自西方的殖民主义。由于殖民者在开发殖民地的资源与产业时需要劳力，引进了大批中国人，尤其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大规模移民。族群共处难免产生磨擦与冲突，因此族群问题乃造成这些新兴国家不安定的变数。
张锦忠在〈后殖民困境：东南亚国家的危机与转机〉中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制定了不同的种族政策，保护马来人经济及教育权益与政治语言文化地位的律法，并透过新经济政策与土著主义（Bumiputeraism）的强势落实，因此造成华人与印度人的士气与地位低落。所以，即使马来西亚获得独立，华人地位仍如殖民时期的“他者”一般。
族群间的冲突事件其实不算是新课题了。但特殊的是张贵兴以婆罗洲雨林为叙述场域。它延绵贯串所有的场景，时而阴暗神秘,时而张牙舞爪，就好像人与人之间阴险的一面，令人无法捉摸。在张贵兴的雨林象迹中，我们看到了无数的生命挣扎残酷的景象。就像那支不断被猎杀的庞大群象，即使在阴森的雨林中四处奔窜，最终也难逃被人类残杀的命运。人的命运不就跟这些群象的命运相同吗？在张贵兴小说中，追杀群象的是万物之灵的人类，而追杀人类的也是人类。对于张贵兴小说中所呈现的人类与人类之间相互残杀的局面，值得我们反思。
雨林与华土冲突
通过张贵兴的《群象》、《猴杯》及《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我们看到了人性的黑暗面与宽厚的一面。在张贵兴的那块色彩瑰丽而又神秘莫测的婆罗洲雨林中，我们看到两个族群所串演的恩怨情仇，是那么的震人心弦、动人心魄。对于出生在一个新兴国家的马来西亚，张贵兴书写了许多历经殖民统治的砂拉越，包括英殖、日殖到建国以后华族面对与当地土著相处时引发不愉快的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都有历史为本。根据刘子政史书记载，砂拉越石隆门的华人多数在金矿公司工作。他们成为一个自治邦，常与拉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拉者以各种方法来管制他们，但由于管制不得法，爆发了1857年2月18日（华人旧历新年）石隆门华族矿工的武力反抗事件，他们进攻古晋的政府大厦，烧毁了政府的住屋及政府的许多文件，杀死了一些英国官员，拉者死里逃生，跳河溜走。矿工占领了古晋几天，詹姆士和查尔斯采取了挑拨民族仇恨的策略，召集大量的马来人与达雅克人加入队伍反攻华人，最后终于将此事镇压下来，华人退回石隆门，沿途被杀死者约千人，而妇孺男女逃往婆罗洲三发、坤甸者有二千人。
在张贵兴的雨林小说系列中，涉及族群接触的有《群象》、《猴杯》及《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三部小说皆以婆罗洲雨林为主要场域，书写了砂拉越华人与土著因生存竞争所引起的冲突事件，并揭示了两个族群之间的恩怨根源。
通过张贵兴的小说，笔者认为华土之间的文化差异不是造成族群的冲突根源，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在于社会与经济利益的竞争。正如陈志明在族群关系理论模式中所揭示者，族群关系可以用族群间的社会经济竞争本质加以解释。此外，在种族性政治主导下的政策会引起族群间的冲突。学者朱崇科认为，若以早期的砂拉越华人与当地的土著相比，华人呈现出远比土著更加强烈的功利性。为此，华人往往利用土著的本质朴实、简单来谋取经济利益或其他好处。就如《猴杯》，华人最初的命运是凄惨的，像卖猪仔般，任由主子摆布，生活苦不堪言。但是，面对环境的变迁，有些华人渐渐地也利用自己的机智，开始欺诈其他弱势族群，尤其是达雅克族群。
正如达尔文“进化论”认为生物进化是连续式进行的。在相同自然条件下，动物进化的机遇和概率是相等的。在生活竞争中，物种往往在新环境中做出一系列的适应改变，以完成生存需要达到的最低能量。这种适应是被动的，面对重大环境变迁，生物总是以死亡来抗拒。《猴杯》中的曾祖余石秀就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
曾祖逐渐发觉园区和土族之间的关系，犹如蜜熊之蜂巢…是一种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复杂进化课题和食物链之争，关键在于谁是掠食者和被掠食者。（180-181）
达尔文经过多年辛勤的探索和紧张的思考，提出了自然选择以解释生物进化的事实。 《猴杯》中的曾祖来到婆罗洲以后就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在生存斗争中取得胜利继而得到发展的族群代表，而土著族群则相反。就因为生存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中，导致曾祖与当地的土著族群结下了怨仇。他及其继承人余翱汉与当地的原住民达雅克人之间四代漫长的往返仇杀，令人震悚。《猴杯》一步一步地引领我们进入魔幻、淫靡的雨林世界，一窥中国移民家族与达雅克人几代之间荒错纠葛不清的人性悲欢。在争权过程中，曾祖几度在雨林中与达雅克族群展开激烈的战役。为了得到种植园区，余石秀竟用几坨金块贿赂殖民官，最后成功争取到种植园区。通过张贵兴《猴杯》，足以让我们看到华人族群与土著族群之间因为经济关系而引起两个族群之间存在着深仇大恨。华人利用自己的优势对达雅克族群不断地进行压制，令达雅克人愤慨痛恨。对于余石秀的政治手段，可以说是一种暴力。他对本身以外的“他者”不断进行剥削。当然，作为对压迫和残暴的反弹，达雅克人也有杀手锏-死亡往往变成贪婪掌权者的宿命。余石秀因为得罪太多人，仇家太多，最终在雨林里被达雅克人阿班班杀害。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与经济利益才是导致两个族群发生竞争的原因，通过争夺种植园区而引起战役一例就是最好的证明。
通过张贵兴的小说，族群间的人际交往与文化背景不至于引起族群间的冲突。以下的段落可以表现出达雅克人非常崇仰华人特有的聪明机智。在张贵兴的小说中，虽然他们对华人族群恨之入骨，但对他们的胜算甘拜下风，自认不如，譬如：
…汉人虽然心术不正，但出类拔萃，远胜我族，他们的智慧和精髓将永远在我贫瘠的艺术荒野中蔓延发光像一朵黑暗中的荧光菇…（299-300）
张贵兴在《群象》中亦有书写砂拉越华人族群与土著族群之间的两种关系。《群象》中的族群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冲突关系而另一种是婚姻关系，间中皆以雨林为两个族群接触的主要背景。为了自己的利益，身为游击队领导人的余家同利用两个族群的婚姻关系，拉拢两个族群，为的只是想让共产思想参透全民的权宜。由始至终，他一直希望把共产组织和武装扩大到土著民族之间，动员他们实际参与砂党，参与斗争，以扩大他的武装部队，增强他部队的势力。“ 学习土著语言，华土通婚，是立足土著民族最好的方法。所以我鼓励队员娶土著为妻。” （129）。小说中，显见土著民族对华人起冲突的原因。余家同往往利用土著的朴实厚道、思想简单来谋取利益或其他好处。他虽然大力倡导华土通婚，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想通过此举拉近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并刻意让他陷入圈套，以达到他追求的目的。这些手段可以从他千方百计介绍达雅克女子给其外甥认识中看出。余家同虽然大力倡导华土通婚，但是，待施家兄弟只剩仕才时，保留在他心中的那份黄种思想却隐约而现。他对和土著女孩法蒂亚关系密切的仕才告白道：
“华土通婚只是一种手段…你是施家唯一的传人了，别让番人肮脏的皮肤渗入你纯种的黄色皮肤…”（146）
可见余家同主张华土通婚具有强烈的功利显著。从根本上说，引发族群矛盾激化的还是经济利益的冲突，而政治斗争则往往是经济利益冲突的集中表现。
雨林与华土融合
张贵兴除了书写族群之间的冲突外，也有不少例子书写族群与族群之间的亲密关系，无论是朋友关系还是婚姻关系。一般认为两个族群如果相互关系紧张、彼此仇视，他们成员之间的相互接触会受到许多外部限制，双方成员的内心对于对方接触也会存在某种隔阂与障碍，通常是很难建立恋爱关系及缔结婚姻的。只有当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在整体上比较融洽与和谐时，他们的成员中才有可能出现一定的族际通婚。但是张贵兴小说中却例外，族群之间虽然起冲突，但两族之间的成员仍会相互来往，相互关心。《猴杯》中的亚妮妮与余鹏雉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达雅克族群也就是亚妮妮家族虽然对余家充满仇恨，但亚妮妮对余鹏雉仍百般照顾，最后为了他的安全，却以身相许。
此外，一群三十余人被余石秀逼为妓女的苦命华族女人在种植园区结束后，不知何去何从，她们痛恨园区，不想回到贩卖她们的父母怀抱，害怕鬼子强迫她们慰安军人。于是，他们一同携手沿着巴南河畔深入雨林心脏地带。他们在雨林里，采吃蝙蝠鸟猴啃过的生涉水果，冒险吞下可能有毒的荤菇，喝猪笼草瓶子里的凉水……后来，她们被几座长屋的达雅克人收留，结束惊心动魄的逃亡生涯。女人从此口吐达雅克语，纹身，言行表里宛如达雅克人。可见族群通婚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两个异性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且隐含着两个族群的文化。
然而，在《群象》中，移民者与当地的土著民族通婚后，接受了本土的文化。这也代表第二代的华人思想已经本土化，已成为落地生根的婆罗洲人。笔者大胆认为张贵兴以这样的故事制造了一种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寓言：华人移民打破种族和语言藩篱，接受土著为合作伙伴，并与他们操着共同的语言。这似乎预言本土文化与帝国文化（资本主义）相冲突，强调本土文化与帝国文化之间不同的思想将引发矛盾。
从《猴杯》中三十余位妓女与达雅克男人的结合、余鹏雉和亚妮妮结为夫妻以及《群象》中的仕农娶伊班少女为妻的例子中，恰恰体现了多元文化的混杂性。无可否认，张贵兴的小说的确大量着手于砂拉越华人与土著之间的族群关系。在砂拉越的各个历史时期，曾经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族群交往，其中既有平等互利的贸易、互相关怀、互相学习，亦有因为经济关系而引起血腥惨烈的侵略与屠杀。为生存和幸福而斗争是所有生物的一种普遍现象。在族群与族群的经济竞争中，竞争的失败者或能力较弱的种族或族群，往往由于其族群背景在竞争中受到歧视与排斥，继而激化了族群矛盾与冲突。此外，种族之间亦可能相互歧视而导致经济资源、利益分配的不均等，破坏社会的稳定。这间接引发族群间的仇视、敌对和抗争。于是，雨林在这层面上化为物种生存竞争的场域。
修订版：7/4/2009
（刊登于2009年6月14日《星座》文艺副刊）
2009年5月2日星期六
读张贵兴小说随感（二）：雨林与砂共斗争
#张雅芳
细读张贵兴的小说，不难发觉在他的作品中惯以“雨林”为场域，以“意识形态斗争”为题旨。在台马华作家，陈大为在〈鼎立的态势－－当代马华文学的三大板块〉中表示：“张贵兴俨然成为婆罗洲雨林真正的代言人，在马华文学版图上矗立他的雨林王国，完全掩盖掉雨林真正的拥有者既东马作家的锋芒。”张贵兴的雨林小说中所刻画的人物几乎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意掩盖事实真相。他的几部小说内容强烈地反映了社会阶级与政治的根本利益。这间接引起彼此间的对立，继而激起意识形态斗争。而在这些斗争中，张贵兴皆以雨林为主要场域。于是乎，“雨林与砂共斗争”成了张贵兴小说中的另一种书写特色。
雨林与砂共斗争
在20世纪初，砂拉越拉让江畔原本是一片原始森林，为达雅克族出没之地。当时，黄乃裳带了一千多个中国福州籍同乡，前往婆罗洲，共同开垦这块处女地。他带领着他的族人，首先开垦诗巫，然后再移向拉让江下游的民丹莪与泗里奎，以及上游的加拿逸一带。事实上，在这拉让江两岸崇山峻岭的雨林中，曾是砂拉越共产游击队出没的地方。田农在《森林里的斗争》中指出，在游击队最强盛时期，这里曾经有千名左右的武装分子出没于此。当时，英殖民政府还耗费了大量的军费，围剿武装分子。
成长于砂拉越共产党（砂共）时代背景下的张贵兴，这些砂共历史背景不免丰富了他的文学创作。在他的雨林小说集中无论写殖民地、战争或斗争几乎皆与婆罗洲雨林脱离不了关系。通过这块广袤的雨林，张贵兴书写了不少有关砂共历史事迹，尤其是在他的《群象》和《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中表现相当突出。《群象》以书写砂拉越共产党为主轴，兼及中国移民的祖国情感，描述了一则动人的家族兴衰史。对于砂共的描写，频频出现在张贵兴的《群象》中，譬如：
德中缓缓提起二十世纪初起一个中国人带领千多个福州人开垦拉让江两岸，在蔓荒中造巢。‘当时这里两岸是我族人最活跃的地方，现在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温床。’ （61）
再如，
山麓下是流往拉让江的汊河…约一百公尺山腰上有一片广大坪林，长满热带雨林，从河畔仰视，或从鸟瞰，坪林浩不显眼奇特，但在丛林华盖下，隐藏着闻名全国的扬子江指挥中心…坪林…耸着两根主旗杆，杆上吹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旗和扬子江部队红底黑龙大纛 … （101-102）
从张贵兴的这段书写，我们不难看出砂共组织的萌芽，事实上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克宏在《亡命天南的岁月：康有为在新马》中指出，在上世纪三〇年代期间的中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造成中国大陆内外交困。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肩负着时代的使命，挽救中国的命运。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些南下星马、印尼以及婆罗洲。当中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抵达了荒僻的砂拉越，留在那里开办华校，宣扬他们的思想。正如田农在《森林里的斗争》中所记载的黄纪作就是一个例子。当时的砂拉越仍在资本主义者英殖民政府的统治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发达的科技作为后盾，作为瓦解和削弱砂拉越广大人民社会主义信念的物质力量。人民被资本主义剥削，正处于水深火热的生活中。因此，1941年以后，砂州已有共党小组存在。
当时，砂共主要的活动范围是华文学校。他们采取惯常的手法，向年纪尚轻的学生灌输共产主义思想，激起他们反抗英殖民政府之心。根据记载，从四〇年代开始，知识青年是砂共主要的争取对象。当时，一些左倾的砂共分子认为知识青年往往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对砂拉越现况不满，特别是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砂拉越时期，知识青年是欲为理想而斗争的一群，所以成为收编之对象。有鉴于此，砂共大量拉拢知识青年参与，因为他们急需依赖这些青年来建立精干的干部来对付英殖民政府。这种情况在张贵兴的《群象》中，似乎也有深刻的着笔。身为共产党的党员，余家同卖力地宣扬党的共产主义思想，譬如：
“扬子江部队最强盛时，他试图把毕加中小学改制成华校…”骑脚踏车的华人老师说。
“……但他还是捐了钱给学校，要我们推展华语教育…”
“还有共产主义” 二十多岁的年轻华人老师说。
“他捐了一些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的书给学校…”
“共产失势后，余家同就没来过这里了…”。（75）
根据田农的记载，战后初期，在古晋出版的一家华文日报《中华公报》，被认为是一家早期宣扬左翼思想的报章，这家报章的出版人与编辑乃来自中国。张贵兴的《群象》中隐隐约约也有这样的一段描写：
邵老师…四十年代初期和一批左倾知识分子南下进驻南洋学堂和传播媒体，宣扬当时风起云涌的红色共产思潮。在砂拉越首府受华商支助筹办《劳动日报》，宣导爱国主义和抗日运动，但逐渐鲜明的左倾色彩使邵老师被迫离开报社，于拉让江畔大锣镇创办大锣中华华语小学。（107）
中国长期内战一直到1949年期间，共产党终于夺取政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对海外的左翼运动发挥了颇大的激励作用。特别是新马婆罗洲一带，左翼运动以华人为核心（田农：8）。他们在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内展开了对当时资本主义者英殖民政府的意识形态斗争，马共与砂共的潜入雨林进行游击战，更为举世瞩目。
六〇年代初期，农民靠种植为生。砂拉越是最主要胡椒种植区。勤劳的农民为砂州带来了可观的外汇，但他们的生活却是困苦的。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的剥削是极为深刻的。因此，人民才会要求民族团结，抵抗英殖民政府对他们的剥削。因此，整个六〇年代是砂共最猖獗的时候。共产党高举马克思和毛泽东红色思潮大纛的叛乱分子以雨林为天然屏障和政府展开十多年武装斗争。期间，砂共组织为了利益，不惜通过各种策略，以达到他们的意识形态政治目的。当时许多华族农村青年曾参与共产组织的活动，他们可能白天仍然从事农作，但夜晚却为他们的组织而奔忙，且看《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中的这一段：
共党有如夜行动物昼伏夜出颠覆破坏，恫吓暗杀，军方分发武器给人民自保和抗暴。” （52-53）
张贵兴在《群象》中建构了一座庞大的雨林。他以密林的文字，成功将砂共组织与英殖民政府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史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结合了真实与虚构的描写方式，叙述了砂拉越共产党的兴衰史，而这些场景都设在婆罗洲雨林，让读者一窥广袤的雨林中，斗争及残杀在纵横交错的河流之间发生，深刻地突显雨林里的意识形态斗争。
无可否认，砂拉越的自治独立，自然是砂拉越人民的愿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当时人联党的强大，以及该党受共党份子所操纵，一旦独立，砂拉越的左翼份子实有控制局势的可能，这一点绝不是英殖民政府所愿意看到的。英国殖民政府为防患于未然，开始大逮捕行动，逮捕大批知名的砂共成员，包括当时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数位年轻领袖。在张贵兴的《群象》中，亦有类似的情节:
“警察来抓人了。小舅、王大达、陈强、陈思发、李雄伟、杨文峰、黄魁英、邱心如…二十多人都入林去了…邵老师现在关在警察局里…”（54）
当时，砂共组织缺乏军事知识与军事配备，于是决定进入印尼边境，与印尼共产党取得联系，在印尼婆罗洲西部雨林内，接受陆军游击战训练，准备和英殖民政府展开武装斗争。许多农村青年参与此项森林里的斗争。这不仅提供了武装斗争的人力，并且提供了财力与物力。张贵兴的《群象》也引证了这段历史事迹。
在这个时期，人民党正在全力争取执政权。在这过程中，他们需要一笔很大的资金。当时以雨林为基地并且缺乏支援装备的共产党主要是向当地富人和平民取得经济资助。张贵兴的小说中也反映了这一点。在张的《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中，苏其的父亲就是被共党盯上的富豪，尔后成为他们资助经济的对象：
父亲是共产党看中的其中一条肥羊，被共党派遣和父亲接洽索钱的是那位白衣女子…英军…事后还有一定数目的英军驻扎我家以免父亲再度受到骚扰恐吓--或许不是保护而是监视父亲，因为政府一度怀疑父亲暗中资助共党……（57-58）
此外，林元亦是其中一个被共产党盯上的富豪。为了得到金钱，共党成员将林元绑票，并向其家属索取金钱。林元被困在雨林中长达一个月，后来经苏其父亲向共党求情，林元才逃过一劫。而《群象》中的余家同亦是一个例子，家中亲朋戚友的多数钱财都被他占为己有，譬如：
钱，少数留着家用，其余悉数喂哺余家同三句不离嘴的人民党。（48）
1963年，砂拉越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共和国。根据历史记载，1965年印尼军事政变，亲共总理苏卡诺下台，印尼共产领袖艾地丧生，印马联手剿共。在印尼接受军事训练的两千名砂拉越共产党员市区支援，1965年潜回砂拉越，成立三支武装部队，在雨林建设秘密基地，向全砂洒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红色革命种籽。 1969年之后，砂共的武装部队面临另一新阶段，且看张贵兴如何在他的《群象》中书写这段砂共历史事迹：
一九六九年，共产武装部队意气焕发，乡村和森林炮声隆隆，猎枪哒哒。共产有三支武装部队。‘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火焰山部队’。 ‘砂拉越人民游击部队’ …每支队员约六、七百人……（78-79）
可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积极反抗是极为深刻的。 但后来砂共武装势力大衰，主要原因是一九六五年的印尼政变造成苏卡诺政权的倒台，导致马印两国联手剿共。1968年后，砂共面临困境，缺粮、缺军备、缺土著支持等等。长期战乱导致局势不稳营生艰难，原来的支持者渐渐弃砂共，人民力量彻底殆失。根据田农，1973年，约六百名左右的部属放弃武装斗争，放下武器，走出雨林，向政府投诚，结束了与政府十多年的武装斗争。这个戏剧性的变化导致砂共迅速瓦解，势力一落千丈，且看《群象》中这一段描写：
砂共权力斗争…使砂共只能凭藉雨林自然屏障和政府军作困兽之斗。七三年十月十三日，火焰山部队领导人王大达和政府签署和平备忘录，结束砂共和政府十二年武装斗争，率领火焰山队员放下武器重返社会。四百多位投城者中其中一百多位是扬子江队员。随后扬子江队员或陆续向政府投城，或弃部队逃窜雨林，盛极一时的扬子江部队至此已名存实亡。（101）
可见，在斗争过程中，雨林无疑自然成为砂共的秘密基地及掩护的屏障。张贵兴在写作过程中，频频以雨林作为场域，不愧是砂拉越的雨林小说始祖。
事实上，砂共组织的势力之所以衰落，主要原因无疑是在于内部的意识形态权力（利）斗争，加上他们面对兵源不足，补给困难，再者几度面对外部的强大压力，因此知难而退。另外，领导者只是为梦想而斗争，当压力一来或面临生死存亡时，他们亦可为私人利益而不顾一切，甚至于作出出卖组织的事情。比如在《群象》中的这一段描写：
男孩在报上数度看到投诚后的王大达出现杂各种公开场合，衣着光鲜谈笑风生，完全看不出是一个在丛林和战场上纵横十二年的革命狂热分子。记者问他对邵老师的批评有何感想时，起初他总是避而不答，后来终于发了脾气…“那老头在北京吃香喝辣，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107）
砂共组织所具有华人特性是很明显的。根据历史学家，共产党未能在砂拉越取得胜利，民族工作失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乃是长期从事游击队武装份子的致命伤。
总而言之，张贵兴的小说都把主要叙事场景设置在雨林中，尤其是以雨林作为残酷剧场舖演砂共与砂拉越政府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在这种意识形态斗争中，雨林不仅象征砂共生存的掩护屏障，亦作为砂共有意掩盖政治意识形态事实的真相。在这方面，张贵兴在他的《群象》和《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都很强烈地反映了政治意识形态问题。
修于：9/3/2009
（刊登于2009年4月26日《星座》文艺副刊）
细读张贵兴的小说，不难发觉在他的作品中惯以“雨林”为场域，以“意识形态斗争”为题旨。在台马华作家，陈大为在〈鼎立的态势－－当代马华文学的三大板块〉中表示：“张贵兴俨然成为婆罗洲雨林真正的代言人，在马华文学版图上矗立他的雨林王国，完全掩盖掉雨林真正的拥有者既东马作家的锋芒。”张贵兴的雨林小说中所刻画的人物几乎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意掩盖事实真相。他的几部小说内容强烈地反映了社会阶级与政治的根本利益。这间接引起彼此间的对立，继而激起意识形态斗争。而在这些斗争中，张贵兴皆以雨林为主要场域。于是乎，“雨林与砂共斗争”成了张贵兴小说中的另一种书写特色。
雨林与砂共斗争
在20世纪初，砂拉越拉让江畔原本是一片原始森林，为达雅克族出没之地。当时，黄乃裳带了一千多个中国福州籍同乡，前往婆罗洲，共同开垦这块处女地。他带领着他的族人，首先开垦诗巫，然后再移向拉让江下游的民丹莪与泗里奎，以及上游的加拿逸一带。事实上，在这拉让江两岸崇山峻岭的雨林中，曾是砂拉越共产游击队出没的地方。田农在《森林里的斗争》中指出，在游击队最强盛时期，这里曾经有千名左右的武装分子出没于此。当时，英殖民政府还耗费了大量的军费，围剿武装分子。
成长于砂拉越共产党（砂共）时代背景下的张贵兴，这些砂共历史背景不免丰富了他的文学创作。在他的雨林小说集中无论写殖民地、战争或斗争几乎皆与婆罗洲雨林脱离不了关系。通过这块广袤的雨林，张贵兴书写了不少有关砂共历史事迹，尤其是在他的《群象》和《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中表现相当突出。《群象》以书写砂拉越共产党为主轴，兼及中国移民的祖国情感，描述了一则动人的家族兴衰史。对于砂共的描写，频频出现在张贵兴的《群象》中，譬如：
德中缓缓提起二十世纪初起一个中国人带领千多个福州人开垦拉让江两岸，在蔓荒中造巢。‘当时这里两岸是我族人最活跃的地方，现在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温床。’ （61）
再如，
山麓下是流往拉让江的汊河…约一百公尺山腰上有一片广大坪林，长满热带雨林，从河畔仰视，或从鸟瞰，坪林浩不显眼奇特，但在丛林华盖下，隐藏着闻名全国的扬子江指挥中心…坪林…耸着两根主旗杆，杆上吹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旗和扬子江部队红底黑龙大纛 … （101-102）
从张贵兴的这段书写，我们不难看出砂共组织的萌芽，事实上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克宏在《亡命天南的岁月：康有为在新马》中指出，在上世纪三〇年代期间的中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造成中国大陆内外交困。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肩负着时代的使命，挽救中国的命运。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些南下星马、印尼以及婆罗洲。当中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抵达了荒僻的砂拉越，留在那里开办华校，宣扬他们的思想。正如田农在《森林里的斗争》中所记载的黄纪作就是一个例子。当时的砂拉越仍在资本主义者英殖民政府的统治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发达的科技作为后盾，作为瓦解和削弱砂拉越广大人民社会主义信念的物质力量。人民被资本主义剥削，正处于水深火热的生活中。因此，1941年以后，砂州已有共党小组存在。
当时，砂共主要的活动范围是华文学校。他们采取惯常的手法，向年纪尚轻的学生灌输共产主义思想，激起他们反抗英殖民政府之心。根据记载，从四〇年代开始，知识青年是砂共主要的争取对象。当时，一些左倾的砂共分子认为知识青年往往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对砂拉越现况不满，特别是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砂拉越时期，知识青年是欲为理想而斗争的一群，所以成为收编之对象。有鉴于此，砂共大量拉拢知识青年参与，因为他们急需依赖这些青年来建立精干的干部来对付英殖民政府。这种情况在张贵兴的《群象》中，似乎也有深刻的着笔。身为共产党的党员，余家同卖力地宣扬党的共产主义思想，譬如：
“扬子江部队最强盛时，他试图把毕加中小学改制成华校…”骑脚踏车的华人老师说。
“……但他还是捐了钱给学校，要我们推展华语教育…”
“还有共产主义” 二十多岁的年轻华人老师说。
“他捐了一些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的书给学校…”
“共产失势后，余家同就没来过这里了…”。（75）
根据田农的记载，战后初期，在古晋出版的一家华文日报《中华公报》，被认为是一家早期宣扬左翼思想的报章，这家报章的出版人与编辑乃来自中国。张贵兴的《群象》中隐隐约约也有这样的一段描写：
邵老师…四十年代初期和一批左倾知识分子南下进驻南洋学堂和传播媒体，宣扬当时风起云涌的红色共产思潮。在砂拉越首府受华商支助筹办《劳动日报》，宣导爱国主义和抗日运动，但逐渐鲜明的左倾色彩使邵老师被迫离开报社，于拉让江畔大锣镇创办大锣中华华语小学。（107）
中国长期内战一直到1949年期间，共产党终于夺取政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对海外的左翼运动发挥了颇大的激励作用。特别是新马婆罗洲一带，左翼运动以华人为核心（田农：8）。他们在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内展开了对当时资本主义者英殖民政府的意识形态斗争，马共与砂共的潜入雨林进行游击战，更为举世瞩目。
六〇年代初期，农民靠种植为生。砂拉越是最主要胡椒种植区。勤劳的农民为砂州带来了可观的外汇，但他们的生活却是困苦的。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的剥削是极为深刻的。因此，人民才会要求民族团结，抵抗英殖民政府对他们的剥削。因此，整个六〇年代是砂共最猖獗的时候。共产党高举马克思和毛泽东红色思潮大纛的叛乱分子以雨林为天然屏障和政府展开十多年武装斗争。期间，砂共组织为了利益，不惜通过各种策略，以达到他们的意识形态政治目的。当时许多华族农村青年曾参与共产组织的活动，他们可能白天仍然从事农作，但夜晚却为他们的组织而奔忙，且看《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中的这一段：
共党有如夜行动物昼伏夜出颠覆破坏，恫吓暗杀，军方分发武器给人民自保和抗暴。” （52-53）
张贵兴在《群象》中建构了一座庞大的雨林。他以密林的文字，成功将砂共组织与英殖民政府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史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结合了真实与虚构的描写方式，叙述了砂拉越共产党的兴衰史，而这些场景都设在婆罗洲雨林，让读者一窥广袤的雨林中，斗争及残杀在纵横交错的河流之间发生，深刻地突显雨林里的意识形态斗争。
无可否认，砂拉越的自治独立，自然是砂拉越人民的愿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当时人联党的强大，以及该党受共党份子所操纵，一旦独立，砂拉越的左翼份子实有控制局势的可能，这一点绝不是英殖民政府所愿意看到的。英国殖民政府为防患于未然，开始大逮捕行动，逮捕大批知名的砂共成员，包括当时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数位年轻领袖。在张贵兴的《群象》中，亦有类似的情节:
“警察来抓人了。小舅、王大达、陈强、陈思发、李雄伟、杨文峰、黄魁英、邱心如…二十多人都入林去了…邵老师现在关在警察局里…”（54）
当时，砂共组织缺乏军事知识与军事配备，于是决定进入印尼边境，与印尼共产党取得联系，在印尼婆罗洲西部雨林内，接受陆军游击战训练，准备和英殖民政府展开武装斗争。许多农村青年参与此项森林里的斗争。这不仅提供了武装斗争的人力，并且提供了财力与物力。张贵兴的《群象》也引证了这段历史事迹。
在这个时期，人民党正在全力争取执政权。在这过程中，他们需要一笔很大的资金。当时以雨林为基地并且缺乏支援装备的共产党主要是向当地富人和平民取得经济资助。张贵兴的小说中也反映了这一点。在张的《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中，苏其的父亲就是被共党盯上的富豪，尔后成为他们资助经济的对象：
父亲是共产党看中的其中一条肥羊，被共党派遣和父亲接洽索钱的是那位白衣女子…英军…事后还有一定数目的英军驻扎我家以免父亲再度受到骚扰恐吓--或许不是保护而是监视父亲，因为政府一度怀疑父亲暗中资助共党……（57-58）
此外，林元亦是其中一个被共产党盯上的富豪。为了得到金钱，共党成员将林元绑票，并向其家属索取金钱。林元被困在雨林中长达一个月，后来经苏其父亲向共党求情，林元才逃过一劫。而《群象》中的余家同亦是一个例子，家中亲朋戚友的多数钱财都被他占为己有，譬如：
钱，少数留着家用，其余悉数喂哺余家同三句不离嘴的人民党。（48）
1963年，砂拉越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共和国。根据历史记载，1965年印尼军事政变，亲共总理苏卡诺下台，印尼共产领袖艾地丧生，印马联手剿共。在印尼接受军事训练的两千名砂拉越共产党员市区支援，1965年潜回砂拉越，成立三支武装部队，在雨林建设秘密基地，向全砂洒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红色革命种籽。 1969年之后，砂共的武装部队面临另一新阶段，且看张贵兴如何在他的《群象》中书写这段砂共历史事迹：
一九六九年，共产武装部队意气焕发，乡村和森林炮声隆隆，猎枪哒哒。共产有三支武装部队。‘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火焰山部队’。 ‘砂拉越人民游击部队’ …每支队员约六、七百人……（78-79）
可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积极反抗是极为深刻的。 但后来砂共武装势力大衰，主要原因是一九六五年的印尼政变造成苏卡诺政权的倒台，导致马印两国联手剿共。1968年后，砂共面临困境，缺粮、缺军备、缺土著支持等等。长期战乱导致局势不稳营生艰难，原来的支持者渐渐弃砂共，人民力量彻底殆失。根据田农，1973年，约六百名左右的部属放弃武装斗争，放下武器，走出雨林，向政府投诚，结束了与政府十多年的武装斗争。这个戏剧性的变化导致砂共迅速瓦解，势力一落千丈，且看《群象》中这一段描写：
砂共权力斗争…使砂共只能凭藉雨林自然屏障和政府军作困兽之斗。七三年十月十三日，火焰山部队领导人王大达和政府签署和平备忘录，结束砂共和政府十二年武装斗争，率领火焰山队员放下武器重返社会。四百多位投城者中其中一百多位是扬子江队员。随后扬子江队员或陆续向政府投城，或弃部队逃窜雨林，盛极一时的扬子江部队至此已名存实亡。（101）
可见，在斗争过程中，雨林无疑自然成为砂共的秘密基地及掩护的屏障。张贵兴在写作过程中，频频以雨林作为场域，不愧是砂拉越的雨林小说始祖。
事实上，砂共组织的势力之所以衰落，主要原因无疑是在于内部的意识形态权力（利）斗争，加上他们面对兵源不足，补给困难，再者几度面对外部的强大压力，因此知难而退。另外，领导者只是为梦想而斗争，当压力一来或面临生死存亡时，他们亦可为私人利益而不顾一切，甚至于作出出卖组织的事情。比如在《群象》中的这一段描写：
男孩在报上数度看到投诚后的王大达出现杂各种公开场合，衣着光鲜谈笑风生，完全看不出是一个在丛林和战场上纵横十二年的革命狂热分子。记者问他对邵老师的批评有何感想时，起初他总是避而不答，后来终于发了脾气…“那老头在北京吃香喝辣，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107）
砂共组织所具有华人特性是很明显的。根据历史学家，共产党未能在砂拉越取得胜利，民族工作失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乃是长期从事游击队武装份子的致命伤。
总而言之，张贵兴的小说都把主要叙事场景设置在雨林中，尤其是以雨林作为残酷剧场舖演砂共与砂拉越政府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在这种意识形态斗争中，雨林不仅象征砂共生存的掩护屏障，亦作为砂共有意掩盖政治意识形态事实的真相。在这方面，张贵兴在他的《群象》和《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都很强烈地反映了政治意识形态问题。
修于：9/3/2009
（刊登于2009年4月26日《星座》文艺副刊）
2009年3月9日星期一
读张贵兴小说随感：雨林与华人移民
#张雅芳
砂拉越华族是中国移民的后裔。华人移民开发东南亚的一段历史，充满着辛酸与血泪。华人作为中国移民大批进入砂拉越，已将近一个多世纪之久了。中国华人向南洋移殖，虽然始于唐朝，但数量甚少。自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后，移民才大量增加。
郑良树在刘伯奎的《十九世纪中叶——砂拉越华人两大公司》序中提到：“如果说语言是民族的灵魂的话，那么，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了…”。出生在婆罗洲的张贵兴似乎也非常明确这段华人移民的历史背景。在他的雨林小说中，着力地描绘了中国人移居砂拉越的历史。通过小说情节，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南来的动机与目的以及他们到达南洋时的处境及待遇。张贵兴的小说非常强调华人南来之后如何在当地克服困境，善用雨林开展他们的家族。譬如他的《群象》中：
德中缓缓提起二十世纪初起一个中国人带领千多个福州人开垦拉让江两岸，在蔓荒中造巢。（群象：61）
张贵兴小说中强烈地叙述了早期中国人的移民史，尤其是在《猴杯》与《顽皮家族》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两部小说都把主要叙述场景设置在婆罗洲雨林，间中不乏叙述中国人初期南迁砂拉越的目的及他们到达砂拉越后如何善用广袤的雨林，以其为家并将其成为繁衍生殖的地方。这些华族先辈，梯山航海，冒险南来，他们绝大部分是赤手空拳而至。他们凭着克勤克俭的精神艰苦奋斗，在充满挑战的陌生环境中挣扎求存。当中，还有一部分的华人移民到最后竟能累积许多财富，因而发达阔气。
雨林与家族史
张贵兴的《顽皮家族》是一则回到三四〇年代，描写一个华人家族的移民故事，颇似一则“前史”或“前传”（ 王德威，2001：15-16）。它以戏谑的方式重写了南洋华人移民史，同时也表达了中国移民的乐观态度及活力。故事中的夔顽龙率妻小走南洋，途遇海盗洗劫后被困在荒岛。忽一日飓风来袭，竟把曾洗劫他们的贼船从天上吹落，被抢的东西失而复得。顽龙夫妇将错就错，上了贼船，又趁豪雨洪水，启动大船航向南洋的婆罗洲雨林边缘，开创了“五禽形意术”的武术世家，成就了一番家业。在篇尾洪水复来时，一家人又乘着船驶向茫茫不可知的未来，这似乎象征海外华裔漂流无根的地位。
通过张贵兴的小说，我们可以理解华人千里迢迢南迁南洋是想在南洋寻找一片陆地，开辟新天地。正如刘伯奎所说，他们最大和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生活。张贵兴小说中叙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中国移民，这两种移民者皆以不同的方式开展他们的家族史。其中一种是以自己的劳力，尽管可观的环境如何恶劣，这批华人移民最终还是能够在婆罗洲土地上站得住脚，并且不怕劳苦，以坚毅的意志，克服一切困难，勇敢向前推进。这些移民者以大禹开辟黄河的精神，赤手空拳，筚路蓝缕，把婆罗洲这片原始雨林，开发成为美丽的乐园，达到了他们的移民目标。具有这种精神的中国移民是以张贵兴《顽皮家族》中的夔顽龙为例。夔顽龙抵达婆罗洲后，由于他的大方获得了普遍的好感，也无意中贿赂了殖民地官员，分配到一块比别人大一些的耕作地。他们开辟这块土地，建设房子，在那落脚。顽龙也在当地发展武馆事业。他在房子南方腾出一块空地，作为开业时的露天练武场，打算累积名望之后再盖一座稍具规模的武馆。像夔顽龙这种中国移民到达砂拉越之后，都凭着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无论在恶劣的环境低下，他们亦能披荆斩棘，在婆罗洲开辟乐园。这些南来的移民确实有与众不同的强烈求生求荣的欲望和意志，并兼有高度的个人成就动机，子子孙孙，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正如夔顽龙夫妇到达婆罗洲雨林边缘后，以雨林为繁衍生殖的地方，一代传一代，譬如：
第一年雨季，顽龙的三儿子顽豹诞生了…第二年雨季四儿子顽猿出生了…第三年雨季小儿子顽麟出生了…第四年雨季小女儿顽鹤诞生…（61-62）
雨林亦成为华人移民繁衍生殖及开展家族的地方。《顽皮家族》中强烈地表达了雨林的这个特点，譬如：
顽凤第一胎生了一个儿子，正怀着第二胎…众人落脚雨林后…顽凤第三胎生了个女儿，正怀着第四胎。顽猿的大儿子已两岁多，秀枝大腹便便，这几天就要临盆…（162-166）
在张贵兴笔下的那块雨林很明显地成了中国华人移民繁衍生殖的地方。在这片雨林中，各个家族的人口逐渐增加，不断繁衍，成为一个庞大的部落。
除此之外，通过张贵兴的小说，也叙述了另一种中国移民。他们为了开展自己的家族，为所欲为，不择手段。这种移民者不惜对身边的人加以迫害，将对方的产物占为己有，这种中国移民代表与《猴杯》中呼风唤雨、权大财大势大令人畏惧憎恶的大家长曾祖父（余石秀）的情况类似。通过《猴杯》，张贵兴写出了华工血泪史的另一面，关于移民者历经几代的家族史和传说的爱恨纠葛。当中的主角的曾祖是婆罗洲开发的过程中，宛如吸血鬼般的华裔垦荒人，如同第一代移民，为了扩充自己的事业与地盘而不择手段。显然，在《猴杯》中，华人移民的事迹占了主导的地位。
根据初安民，食肉植物的演变来自贫瘠的土地，原本行光合作用、吸收土壤养份的植物，因为营养不良而自立救济，然后数千、亿年来的演化，渐渐变成了以昆虫来增加蛋白质的来源；养份不足的土地将生长中的植物猎杀，为了自保，食肉植物于是发展出黏膜，消化液猎杀虫子，这样的演进，也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作法。正如《猴杯》中主角的曾祖父，也许当初经历了许多血泪与汗水，尔后，当演变的相异点生成，被动的猪笼草，也许就成了主动的捕食者。或许《猴杯》中的曾祖这个典型人物是张贵兴对砂拉越统治阶级的统治手段表示不满而做出的批判。在殖民时期，砂拉越统治阶级贪婪地对人民进行了物质财富的掠夺，以致人民生活困乏。因此，持有现实主义的张贵兴以此题材揭露与抨击统治阶级对砂拉越从政治势力的控诉到经济势力的渗透。像曾祖这类独裁者 [1] ，张贵兴给他们塑造了一个具有暴力、阿谀奉迎、多疑奸诈、专横武断的形象。且看《猴杯》中的曾祖父，在他抵达婆罗洲这块土地之后，如何在当地生存及建立他的家族与累积财物：
据说曾祖和总督签约前，顺手在总督办公室放下一张用猴皮包扎的疙瘩物，里面是大小十数坨加里曼丹三发金矿区出产的金块…那是曾祖从矿区偷窃到的赃物…曾祖串通工头和一群苦力挖掘金脉时偷鸡摸狗，最后窝里反，出卖难友独吞金块。最能表现曾祖智慧和余家作风的，就是曾祖煽动苦力造反，短暂占领了矿区三天，篡位虽然失败，却没有完全吐出他在矿区搜刮到的财富…（180）
在殖民时期，人们根本就是活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环境里。中国移民已经成为自己命运中的主宰，成为弱者或强者皆由他们自己去支配。曾祖父在矿区当苦力期间所吸取的经验使他学习到更高明的篡位韬略，使他从一个苦力的身份变成一个腰缠万贯的霸主。这个过程的背后，无数的人被剥削及残害。处在殖民时期的曾祖，以“他者”[2]的身份，利用自己的权威，压迫他旗下的其他“他者”，令这些被殖民的“他者”的生活痛不欲生。
曾祖这一角色无疑是殖民时期的恶霸象征。他利用自己的权势欺压人民、剥削苦力、霸占土地等恶等。若从后殖民的视角来看，张贵兴在《猴杯》中，通过曾祖这一角色的行为与霸权手段体现了浓厚的后殖民色彩。他那威权统治者身份经常侵害他人，可见殖民主义的权（利）力，在很大的程度上被保留下来。数百年的殖民统治，深刻烙印在被殖民者的内心。心理上无法“去殖民化”这是后殖民国家人民的普遍现象。
在同一个历史时空下，张贵兴呈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中国移民。《猴杯》中的曾祖父与《顽皮家族》中的夔顽龙同是中国移民者，虽然南迁的目的相同，但他们开展家族的手段完全不一样。像夔顽龙这种象征的华人移民，在无以为生的时刻，具有强烈生存的意念，披荆斩棘，求存挣扎。他们离乡背井，冒险出洋，无论生活多艰苦，都可以说是出于求生意志，终究离不了安分守己找生活与谋发展的营生原则。他们有坚韧的生活力量，能刻苦，知勤俭，不但有凝聚力，也有自治力。这些华人移民赤手空拳南来，身上无分文，但最后也能够白手起家。无论他们面对多大的压力，仍然百折不挠，克服种种挫折，开辟婆罗洲雨林，并在这片热带雨林中谋生，繁衍后代，开展他们的家族。他们活得乐观自在，了解生命的意义。
而《猴杯》中的余石秀来到婆罗洲这块土地后，在开展其家族过程中则不择手段，如同第一代移民占领，扩充地盘的方式，霸占土地、独揽大权，成为腰缠万贯的独裁者。他作为开发雨林过程中的剥削者，有如殖民主义统治者吸血鬼般，从男人的力气到女人的身体，从金钱到人命，从本族到土著，都逃不开他的意志与欲望。所以，黄锦树认为，这样的大家长，就其文学形象而言，远至拉美小说中遍在的独裁者。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霸权独裁者身份的存在，足以让张贵兴的小说更能体现出它的后殖民色彩。
[1] 独裁者实际上则是“暴君”与“暴政”的代名词。
[2] “他者”（The other）指的是那些在殖民时期，被主宰、被决定、受威胁的边缘人。
（刊登于2009年3月8日《星座》文艺副刊）
砂拉越华族是中国移民的后裔。华人移民开发东南亚的一段历史，充满着辛酸与血泪。华人作为中国移民大批进入砂拉越，已将近一个多世纪之久了。中国华人向南洋移殖，虽然始于唐朝，但数量甚少。自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后，移民才大量增加。
郑良树在刘伯奎的《十九世纪中叶——砂拉越华人两大公司》序中提到：“如果说语言是民族的灵魂的话，那么，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了…”。出生在婆罗洲的张贵兴似乎也非常明确这段华人移民的历史背景。在他的雨林小说中，着力地描绘了中国人移居砂拉越的历史。通过小说情节，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南来的动机与目的以及他们到达南洋时的处境及待遇。张贵兴的小说非常强调华人南来之后如何在当地克服困境，善用雨林开展他们的家族。譬如他的《群象》中：
德中缓缓提起二十世纪初起一个中国人带领千多个福州人开垦拉让江两岸，在蔓荒中造巢。（群象：61）
张贵兴小说中强烈地叙述了早期中国人的移民史，尤其是在《猴杯》与《顽皮家族》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两部小说都把主要叙述场景设置在婆罗洲雨林，间中不乏叙述中国人初期南迁砂拉越的目的及他们到达砂拉越后如何善用广袤的雨林，以其为家并将其成为繁衍生殖的地方。这些华族先辈，梯山航海，冒险南来，他们绝大部分是赤手空拳而至。他们凭着克勤克俭的精神艰苦奋斗，在充满挑战的陌生环境中挣扎求存。当中，还有一部分的华人移民到最后竟能累积许多财富，因而发达阔气。
雨林与家族史
张贵兴的《顽皮家族》是一则回到三四〇年代，描写一个华人家族的移民故事，颇似一则“前史”或“前传”（ 王德威，2001：15-16）。它以戏谑的方式重写了南洋华人移民史，同时也表达了中国移民的乐观态度及活力。故事中的夔顽龙率妻小走南洋，途遇海盗洗劫后被困在荒岛。忽一日飓风来袭，竟把曾洗劫他们的贼船从天上吹落，被抢的东西失而复得。顽龙夫妇将错就错，上了贼船，又趁豪雨洪水，启动大船航向南洋的婆罗洲雨林边缘，开创了“五禽形意术”的武术世家，成就了一番家业。在篇尾洪水复来时，一家人又乘着船驶向茫茫不可知的未来，这似乎象征海外华裔漂流无根的地位。
通过张贵兴的小说，我们可以理解华人千里迢迢南迁南洋是想在南洋寻找一片陆地，开辟新天地。正如刘伯奎所说，他们最大和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生活。张贵兴小说中叙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中国移民，这两种移民者皆以不同的方式开展他们的家族史。其中一种是以自己的劳力，尽管可观的环境如何恶劣，这批华人移民最终还是能够在婆罗洲土地上站得住脚，并且不怕劳苦，以坚毅的意志，克服一切困难，勇敢向前推进。这些移民者以大禹开辟黄河的精神，赤手空拳，筚路蓝缕，把婆罗洲这片原始雨林，开发成为美丽的乐园，达到了他们的移民目标。具有这种精神的中国移民是以张贵兴《顽皮家族》中的夔顽龙为例。夔顽龙抵达婆罗洲后，由于他的大方获得了普遍的好感，也无意中贿赂了殖民地官员，分配到一块比别人大一些的耕作地。他们开辟这块土地，建设房子，在那落脚。顽龙也在当地发展武馆事业。他在房子南方腾出一块空地，作为开业时的露天练武场，打算累积名望之后再盖一座稍具规模的武馆。像夔顽龙这种中国移民到达砂拉越之后，都凭着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无论在恶劣的环境低下，他们亦能披荆斩棘，在婆罗洲开辟乐园。这些南来的移民确实有与众不同的强烈求生求荣的欲望和意志，并兼有高度的个人成就动机，子子孙孙，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正如夔顽龙夫妇到达婆罗洲雨林边缘后，以雨林为繁衍生殖的地方，一代传一代，譬如：
第一年雨季，顽龙的三儿子顽豹诞生了…第二年雨季四儿子顽猿出生了…第三年雨季小儿子顽麟出生了…第四年雨季小女儿顽鹤诞生…（61-62）
雨林亦成为华人移民繁衍生殖及开展家族的地方。《顽皮家族》中强烈地表达了雨林的这个特点，譬如：
顽凤第一胎生了一个儿子，正怀着第二胎…众人落脚雨林后…顽凤第三胎生了个女儿，正怀着第四胎。顽猿的大儿子已两岁多，秀枝大腹便便，这几天就要临盆…（162-166）
在张贵兴笔下的那块雨林很明显地成了中国华人移民繁衍生殖的地方。在这片雨林中，各个家族的人口逐渐增加，不断繁衍，成为一个庞大的部落。
除此之外，通过张贵兴的小说，也叙述了另一种中国移民。他们为了开展自己的家族，为所欲为，不择手段。这种移民者不惜对身边的人加以迫害，将对方的产物占为己有，这种中国移民代表与《猴杯》中呼风唤雨、权大财大势大令人畏惧憎恶的大家长曾祖父（余石秀）的情况类似。通过《猴杯》，张贵兴写出了华工血泪史的另一面，关于移民者历经几代的家族史和传说的爱恨纠葛。当中的主角的曾祖是婆罗洲开发的过程中，宛如吸血鬼般的华裔垦荒人，如同第一代移民，为了扩充自己的事业与地盘而不择手段。显然，在《猴杯》中，华人移民的事迹占了主导的地位。
根据初安民，食肉植物的演变来自贫瘠的土地，原本行光合作用、吸收土壤养份的植物，因为营养不良而自立救济，然后数千、亿年来的演化，渐渐变成了以昆虫来增加蛋白质的来源；养份不足的土地将生长中的植物猎杀，为了自保，食肉植物于是发展出黏膜，消化液猎杀虫子，这样的演进，也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作法。正如《猴杯》中主角的曾祖父，也许当初经历了许多血泪与汗水，尔后，当演变的相异点生成，被动的猪笼草，也许就成了主动的捕食者。或许《猴杯》中的曾祖这个典型人物是张贵兴对砂拉越统治阶级的统治手段表示不满而做出的批判。在殖民时期，砂拉越统治阶级贪婪地对人民进行了物质财富的掠夺，以致人民生活困乏。因此，持有现实主义的张贵兴以此题材揭露与抨击统治阶级对砂拉越从政治势力的控诉到经济势力的渗透。像曾祖这类独裁者 [1] ，张贵兴给他们塑造了一个具有暴力、阿谀奉迎、多疑奸诈、专横武断的形象。且看《猴杯》中的曾祖父，在他抵达婆罗洲这块土地之后，如何在当地生存及建立他的家族与累积财物：
据说曾祖和总督签约前，顺手在总督办公室放下一张用猴皮包扎的疙瘩物，里面是大小十数坨加里曼丹三发金矿区出产的金块…那是曾祖从矿区偷窃到的赃物…曾祖串通工头和一群苦力挖掘金脉时偷鸡摸狗，最后窝里反，出卖难友独吞金块。最能表现曾祖智慧和余家作风的，就是曾祖煽动苦力造反，短暂占领了矿区三天，篡位虽然失败，却没有完全吐出他在矿区搜刮到的财富…（180）
在殖民时期，人们根本就是活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环境里。中国移民已经成为自己命运中的主宰，成为弱者或强者皆由他们自己去支配。曾祖父在矿区当苦力期间所吸取的经验使他学习到更高明的篡位韬略，使他从一个苦力的身份变成一个腰缠万贯的霸主。这个过程的背后，无数的人被剥削及残害。处在殖民时期的曾祖，以“他者”[2]的身份，利用自己的权威，压迫他旗下的其他“他者”，令这些被殖民的“他者”的生活痛不欲生。
曾祖这一角色无疑是殖民时期的恶霸象征。他利用自己的权势欺压人民、剥削苦力、霸占土地等恶等。若从后殖民的视角来看，张贵兴在《猴杯》中，通过曾祖这一角色的行为与霸权手段体现了浓厚的后殖民色彩。他那威权统治者身份经常侵害他人，可见殖民主义的权（利）力，在很大的程度上被保留下来。数百年的殖民统治，深刻烙印在被殖民者的内心。心理上无法“去殖民化”这是后殖民国家人民的普遍现象。
在同一个历史时空下，张贵兴呈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中国移民。《猴杯》中的曾祖父与《顽皮家族》中的夔顽龙同是中国移民者，虽然南迁的目的相同，但他们开展家族的手段完全不一样。像夔顽龙这种象征的华人移民，在无以为生的时刻，具有强烈生存的意念，披荆斩棘，求存挣扎。他们离乡背井，冒险出洋，无论生活多艰苦，都可以说是出于求生意志，终究离不了安分守己找生活与谋发展的营生原则。他们有坚韧的生活力量，能刻苦，知勤俭，不但有凝聚力，也有自治力。这些华人移民赤手空拳南来，身上无分文，但最后也能够白手起家。无论他们面对多大的压力，仍然百折不挠，克服种种挫折，开辟婆罗洲雨林，并在这片热带雨林中谋生，繁衍后代，开展他们的家族。他们活得乐观自在，了解生命的意义。
而《猴杯》中的余石秀来到婆罗洲这块土地后，在开展其家族过程中则不择手段，如同第一代移民占领，扩充地盘的方式，霸占土地、独揽大权，成为腰缠万贯的独裁者。他作为开发雨林过程中的剥削者，有如殖民主义统治者吸血鬼般，从男人的力气到女人的身体，从金钱到人命，从本族到土著，都逃不开他的意志与欲望。所以，黄锦树认为，这样的大家长，就其文学形象而言，远至拉美小说中遍在的独裁者。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霸权独裁者身份的存在，足以让张贵兴的小说更能体现出它的后殖民色彩。
[1] 独裁者实际上则是“暴君”与“暴政”的代名词。
[2] “他者”（The other）指的是那些在殖民时期，被主宰、被决定、受威胁的边缘人。
（刊登于2009年3月8日《星座》文艺副刊）
2009年1月8日星期四
“朦胧诗” 与食指
#黄庭
“朦胧诗” 又称新潮诗,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中国文坛的一种新文学思潮；它蕴酿在中国文革中期，主要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通過文學表達對极权政治的不滿和失望。当时官方媒体批评这类作品“晦涩”、“朦胧”，故人们将这类诗歌统称“朦胧诗”。那时年轻的诗人们以隐喻的手法表达，通過手抄， 油印方式傳播，从某种意义上说，朦胧诗是“人本主义”对当局实行文化专制的一种反抗。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历了文革之后，中国诗坛以朦胧诗为代表的诗歌占据风潮之先，可以说是文学界的骄子；而顾城、北岛、江河、舒婷、杨炼被称为五大朦胧诗人。时至今日，对于“朦胧诗”的看法及其在当代中国诗坛的地位，虽有各种不同的论点，但他们五位确实是当时朦胧诗派中较出色的诗人。如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北岛的“如果大地早已冰封/ 就让我们面对着暖流/ 走向海/ 如果礁石是我们未来的形象/ 就让我们面对着海/ 走向落日”，这些都是富有创举的名句。
可是，一般人却忽略了另一位“朦胧诗”的先驱筆名食指的郭路生，尤其是食指的诗曾对北岛的创作起着深刻的影响。"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 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命运》，他的这种哲学悖论般的诗句对北岛影响很大。我们可以在北岛的《回答》等诗中找到风格类似的句子：如“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郭路生于1948年出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文革"中因救出被围打的教师而遭受迫害。他被稱文革中新诗歌的第一人，为中國现代主义诗歌开拓了道路。他的诗作有《这是4点零8分的北京》、《酒》、《还是干脆忘掉她吧》、《相信未来》、《命运》等。
他在"文革"初期开始写诗，《相信未来》曾被江青点名批判，但卻使他名滿天下：
当珠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是呵！相信未来，
这是最温暖的手臂，
是啊！相信未来，
这是最迷人的色彩。
我要用手指──指那滚向天边的波浪，
我要用手掌──托起那太阳的大海，
我摇曳着曙光──那枝漂亮而温暖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记本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的相信未来，
是因为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他们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他们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他们对于我们这些
迷途的惆怅和失败的痛苦
是给以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讽刺。
我相信他们，
对于我们那无数次的探索，
一定给以热情、公正、客观的评定！
亲爱的朋友啊，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一切的青春，
相信永不衰竭的斗志！
相信未来．相信生命！
前程呵，一定光明，
未来呵，一定美好，
生命呵，永远前进！
仅仅凭着《相信未来》一诗，使食指名满天下。它的出现，唤醒了—代青年诗群。他的诗在当时的青年中间秘密流传甚广。无论是在山西、陕北，还是在云南、在海南岛、在北大荒……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秘密传抄食指的待。当时人们对食指有种种猜测，传得神乎其神。
食指的詩捕捉住读者心灵的不仅是那种“出人意料”的大胆的浪漫主义，还有那明澈如秋水般的纯洁。诗人象水晶一般的透明，在污秽、压抑的环境中突然看到这样纯净的诗句，仿佛是目睹了一种奇迹，隽秀的诗句和儿童一般执拗的真诚深深打动了青年们的心。当千百万知识青年卧伏在草莽深处暗暗舔吮自己身上的创痕时，当昔日狂热被冷酷的现实击得粉碎时，当青年们苦闷地寻求出路时，这种孩子式的形而上的信仰仅管十分盲目，仍然能感动和鼓舞他们奋斗下去。
食指的的另一首成名作是《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在1968年12月20日下午4点零8分，一列火车缓缓驶离了北京站，郭路生就坐在这列火车上，“上山下乡”的历史洪流将他同千百万知青席卷到广阔天地中去。在这历史的时刻，“一片手的海浪翻动”起来，列车在泪雨中渐渐加速…… 。”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了什么事情。
……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食指早期的诗歌有一种对待生活“不抱幻想，也不绝望”的存在主义的精神。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78年那首“疯狗”，被形容是汉语诗歌中绝无仅有的作品。那种对生存本体反思的哲学深度，足以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作品相提并论；不可否认，只要我们想一想在那个因一句玩笑话就可能坐牢的年代，就能理解他的勇气了。
《疯狗---致奢谈人权的人们》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人看/ 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我还不是一条疯狗/ 不必为饥寒去冒风险/ 为此我希望成条疯狗/更深刻地体验生存的艰难。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能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假如我真的成条疯狗/ 就能挣脱这无情的锁链/ 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
郭路生在文革后期，逐渐精神崩溃，1974年他已成为精神病人，即使在精神病院里也未停止创作，不过诗人的情绪是低落的。我们从他1991年写的“归宿 ”，可理解他对人生的消极看法：
“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园/ 坟头仅仅是几丕黄土/ 这就是我祖祖辈辈的陵园/长年也无人看管守护。
活着的时候倍尝艰辛/ 就连死后也如此凄苦/ 我激动地热泪夺眶而出/ 一阵风带来奶奶的叮嘱/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孩子，这是你最后的归宿。”
从上面充满苍凉的诗句中，窥见食指早期积极面对人生的斗志经已消失，在精神病院却变得意志消沉，作为一位曾经不为强权所屈的诗人，却最终敌不过病魔的纠缠，这该是一种异数吧？
（刊登于2008年12月14日《星座》文艺副刊）
“朦胧诗” 又称新潮诗,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中国文坛的一种新文学思潮；它蕴酿在中国文革中期，主要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通過文學表達對极权政治的不滿和失望。当时官方媒体批评这类作品“晦涩”、“朦胧”，故人们将这类诗歌统称“朦胧诗”。那时年轻的诗人们以隐喻的手法表达，通過手抄， 油印方式傳播，从某种意义上说，朦胧诗是“人本主义”对当局实行文化专制的一种反抗。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历了文革之后，中国诗坛以朦胧诗为代表的诗歌占据风潮之先，可以说是文学界的骄子；而顾城、北岛、江河、舒婷、杨炼被称为五大朦胧诗人。时至今日，对于“朦胧诗”的看法及其在当代中国诗坛的地位，虽有各种不同的论点，但他们五位确实是当时朦胧诗派中较出色的诗人。如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北岛的“如果大地早已冰封/ 就让我们面对着暖流/ 走向海/ 如果礁石是我们未来的形象/ 就让我们面对着海/ 走向落日”，这些都是富有创举的名句。
可是，一般人却忽略了另一位“朦胧诗”的先驱筆名食指的郭路生，尤其是食指的诗曾对北岛的创作起着深刻的影响。"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 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命运》，他的这种哲学悖论般的诗句对北岛影响很大。我们可以在北岛的《回答》等诗中找到风格类似的句子：如“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郭路生于1948年出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文革"中因救出被围打的教师而遭受迫害。他被稱文革中新诗歌的第一人，为中國现代主义诗歌开拓了道路。他的诗作有《这是4点零8分的北京》、《酒》、《还是干脆忘掉她吧》、《相信未来》、《命运》等。
他在"文革"初期开始写诗，《相信未来》曾被江青点名批判，但卻使他名滿天下：
当珠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是呵！相信未来，
这是最温暖的手臂，
是啊！相信未来，
这是最迷人的色彩。
我要用手指──指那滚向天边的波浪，
我要用手掌──托起那太阳的大海，
我摇曳着曙光──那枝漂亮而温暖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记本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的相信未来，
是因为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他们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他们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他们对于我们这些
迷途的惆怅和失败的痛苦
是给以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讽刺。
我相信他们，
对于我们那无数次的探索，
一定给以热情、公正、客观的评定！
亲爱的朋友啊，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一切的青春，
相信永不衰竭的斗志！
相信未来．相信生命！
前程呵，一定光明，
未来呵，一定美好，
生命呵，永远前进！
仅仅凭着《相信未来》一诗，使食指名满天下。它的出现，唤醒了—代青年诗群。他的诗在当时的青年中间秘密流传甚广。无论是在山西、陕北，还是在云南、在海南岛、在北大荒……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秘密传抄食指的待。当时人们对食指有种种猜测，传得神乎其神。
食指的詩捕捉住读者心灵的不仅是那种“出人意料”的大胆的浪漫主义，还有那明澈如秋水般的纯洁。诗人象水晶一般的透明，在污秽、压抑的环境中突然看到这样纯净的诗句，仿佛是目睹了一种奇迹，隽秀的诗句和儿童一般执拗的真诚深深打动了青年们的心。当千百万知识青年卧伏在草莽深处暗暗舔吮自己身上的创痕时，当昔日狂热被冷酷的现实击得粉碎时，当青年们苦闷地寻求出路时，这种孩子式的形而上的信仰仅管十分盲目，仍然能感动和鼓舞他们奋斗下去。
食指的的另一首成名作是《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在1968年12月20日下午4点零8分，一列火车缓缓驶离了北京站，郭路生就坐在这列火车上，“上山下乡”的历史洪流将他同千百万知青席卷到广阔天地中去。在这历史的时刻，“一片手的海浪翻动”起来，列车在泪雨中渐渐加速…… 。”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了什么事情。
……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食指早期的诗歌有一种对待生活“不抱幻想，也不绝望”的存在主义的精神。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78年那首“疯狗”，被形容是汉语诗歌中绝无仅有的作品。那种对生存本体反思的哲学深度，足以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作品相提并论；不可否认，只要我们想一想在那个因一句玩笑话就可能坐牢的年代，就能理解他的勇气了。
《疯狗---致奢谈人权的人们》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人看/ 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我还不是一条疯狗/ 不必为饥寒去冒风险/ 为此我希望成条疯狗/更深刻地体验生存的艰难。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能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假如我真的成条疯狗/ 就能挣脱这无情的锁链/ 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
郭路生在文革后期，逐渐精神崩溃，1974年他已成为精神病人，即使在精神病院里也未停止创作，不过诗人的情绪是低落的。我们从他1991年写的“归宿 ”，可理解他对人生的消极看法：
“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园/ 坟头仅仅是几丕黄土/ 这就是我祖祖辈辈的陵园/长年也无人看管守护。
活着的时候倍尝艰辛/ 就连死后也如此凄苦/ 我激动地热泪夺眶而出/ 一阵风带来奶奶的叮嘱/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孩子，这是你最后的归宿。”
从上面充满苍凉的诗句中，窥见食指早期积极面对人生的斗志经已消失，在精神病院却变得意志消沉，作为一位曾经不为强权所屈的诗人，却最终敌不过病魔的纠缠，这该是一种异数吧？
（刊登于2008年12月14日《星座》文艺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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