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纪实七》
#黄庭
凌晨三点整，当多数人尚在梦乡，我已亮起土油灯，开始一天的割胶生涯。出门前照例吃盘冷饭掺咸鱼，然后喝杯热咖啡。迎着阵阵冷风，步入胶林，浓雾在橡叶面凝聚成粒粒水珠，滑落到地面的落叶，发出清脆的滴答声，伴著唧唧虫鸣，偶尔传来几声夜鸟的咕咕啼叫；置身此起彼伏的“天籁”声中，浑然忘却了路上的寂寥。
翻越陡斜的山坡，忽明忽暗的头灯，映照著散布四处的枯叶枯枝，泛出淡淡磷光，为黑暗的荒野添加几分诡异。山风偶而轻轻拂过，送来阵阵寒意，似乎在调侃我这异乡人为何放弃都市繁华，甘愿栖身在深山野林中，所为又为何呢？
轻推锋利的胶刀，游过树皮发出清脆的悉悉声。望著乳白色的胶汁从新的“割口”沁出，沿著“胶路”流向胶杯，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味，心中涌现一丝成就感。一棵又一棵，一行过一行，气吁吁地穿越胶林，忘了汗水湿透衣衫，一心只要赶早把胶割完。割胶是种赶时间的工作，因为待到太阳出来，胶汁的流量就会减少，所以要和时间赛跑。
在胶林里，往往有许多小意外或惊异，被山蛭黏著或踏中火蚁群是平常事，有时大蛇受到惊吓而从身旁窜过，哗啦啦直向山脚闯去，或是山猪从身旁冲过。最倒霉一次就是惊动树上的蜂窝，它们直向我的头灯冲来，脸上被嗤中十头八下，赶紧窜逃并熄灭头灯以避过蜂群的袭击，这种种滋味，只有割胶人才能体会个中辛酸。
天刚破晓，已上到山头。此时四周雾气缭绕，回望蒙胧的山脚下，隐约传来哗啦啦的河水撞击声，伴著一阵阵伊班人乘早船去田笆的击桨声和笑语声；此刻的山林不再寂寞，因为增添了几许人气。随著天色大白，才惊觉头上的群山重叠，高耸入云，荫郁隐现。吸一口清新润湿的空气，引来许多遐
想，不禁对周围的秀丽山色多眷顾几眼，无奈生活的鞭子隐然晃动，催促快点下山，准备第二轮的工作，赶时间收集胶汁和制作胶片。
待到将一片片乳白的湿胶片挂在晒干上，已经过了响午，整整劳作了十个钟头。草草吃过中饭，到河里洗一轮澡，然后将酸疼的身体摊在竹床上，午睡片刻以补充透支的体力，这是最享受的时刻。偶尔回想：青春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节奏中磨耗，这就是所谓“生活”吗？而理想中的“乌托邦”又在何方？
（刊登于2009年4月26日《星座》文艺副刊）
2009年5月2日星期六
摇篮
#王振平
亲亲
睡着了，在入暮七时六分
恐惧总是隐藏在阴暗角落
用影子分身伎俩
一点不急，伸延至人们脑海
制造兵荒马乱的声势
恐吓，多希望
有一点小小鼾声
对抗群机炮雨围剿的声响
在爸妈歇手不晃的摇篮
看你甜甜地，沉睡
亲亲
睡着了，在入暮七时六分
催眠曲，比预期停止播唱
灯火骤灭夜晚
该死的袭击，没有预警
闪闪，依然刺痛眼睛
放肆的炮弹，没有商量余地
吵醒整个村落
是否会骚扰
摇篮的你
亲亲
睡着了，在入暮七时六分
明信片那棵树
已失耸立的尊严，伴你
老松鼠因坦克唬走
焦木枯枝以存在隐喻
伪装长出嫩绿的迫切
即使有重生联想
关键处，还在：明天
亲亲
睡着了，在入暮七时六分
帝国疾风撩动的硝烟
仍然占据肺囊
因为这土地，演变世界骚动
（抛鞋泄愤、焚旗示威、制造恐怖事件）
不管历史页数如何精心撰写
嘘--亲亲，合上眼
睡着了，不要吵醒你
谁也不要，在静止又冰冷的地下
摇篮
（刊登于2009年4月26日《星座》文艺副刊）
亲亲
睡着了，在入暮七时六分
恐惧总是隐藏在阴暗角落
用影子分身伎俩
一点不急，伸延至人们脑海
制造兵荒马乱的声势
恐吓，多希望
有一点小小鼾声
对抗群机炮雨围剿的声响
在爸妈歇手不晃的摇篮
看你甜甜地，沉睡
亲亲
睡着了，在入暮七时六分
催眠曲，比预期停止播唱
灯火骤灭夜晚
该死的袭击，没有预警
闪闪，依然刺痛眼睛
放肆的炮弹，没有商量余地
吵醒整个村落
是否会骚扰
摇篮的你
亲亲
睡着了，在入暮七时六分
明信片那棵树
已失耸立的尊严，伴你
老松鼠因坦克唬走
焦木枯枝以存在隐喻
伪装长出嫩绿的迫切
即使有重生联想
关键处，还在：明天
亲亲
睡着了，在入暮七时六分
帝国疾风撩动的硝烟
仍然占据肺囊
因为这土地，演变世界骚动
（抛鞋泄愤、焚旗示威、制造恐怖事件）
不管历史页数如何精心撰写
嘘--亲亲，合上眼
睡着了，不要吵醒你
谁也不要，在静止又冰冷的地下
摇篮
（刊登于2009年4月26日《星座》文艺副刊）
读张贵兴小说随感（二）：雨林与砂共斗争
#张雅芳
细读张贵兴的小说，不难发觉在他的作品中惯以“雨林”为场域，以“意识形态斗争”为题旨。在台马华作家，陈大为在〈鼎立的态势－－当代马华文学的三大板块〉中表示：“张贵兴俨然成为婆罗洲雨林真正的代言人，在马华文学版图上矗立他的雨林王国，完全掩盖掉雨林真正的拥有者既东马作家的锋芒。”张贵兴的雨林小说中所刻画的人物几乎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意掩盖事实真相。他的几部小说内容强烈地反映了社会阶级与政治的根本利益。这间接引起彼此间的对立，继而激起意识形态斗争。而在这些斗争中，张贵兴皆以雨林为主要场域。于是乎，“雨林与砂共斗争”成了张贵兴小说中的另一种书写特色。
雨林与砂共斗争
在20世纪初，砂拉越拉让江畔原本是一片原始森林，为达雅克族出没之地。当时，黄乃裳带了一千多个中国福州籍同乡，前往婆罗洲，共同开垦这块处女地。他带领着他的族人，首先开垦诗巫，然后再移向拉让江下游的民丹莪与泗里奎，以及上游的加拿逸一带。事实上，在这拉让江两岸崇山峻岭的雨林中，曾是砂拉越共产游击队出没的地方。田农在《森林里的斗争》中指出，在游击队最强盛时期，这里曾经有千名左右的武装分子出没于此。当时，英殖民政府还耗费了大量的军费，围剿武装分子。
成长于砂拉越共产党（砂共）时代背景下的张贵兴，这些砂共历史背景不免丰富了他的文学创作。在他的雨林小说集中无论写殖民地、战争或斗争几乎皆与婆罗洲雨林脱离不了关系。通过这块广袤的雨林，张贵兴书写了不少有关砂共历史事迹，尤其是在他的《群象》和《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中表现相当突出。《群象》以书写砂拉越共产党为主轴，兼及中国移民的祖国情感，描述了一则动人的家族兴衰史。对于砂共的描写，频频出现在张贵兴的《群象》中，譬如：
德中缓缓提起二十世纪初起一个中国人带领千多个福州人开垦拉让江两岸，在蔓荒中造巢。‘当时这里两岸是我族人最活跃的地方，现在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温床。’ （61）
再如，
山麓下是流往拉让江的汊河…约一百公尺山腰上有一片广大坪林，长满热带雨林，从河畔仰视，或从鸟瞰，坪林浩不显眼奇特，但在丛林华盖下，隐藏着闻名全国的扬子江指挥中心…坪林…耸着两根主旗杆，杆上吹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旗和扬子江部队红底黑龙大纛 … （101-102）
从张贵兴的这段书写，我们不难看出砂共组织的萌芽，事实上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克宏在《亡命天南的岁月：康有为在新马》中指出，在上世纪三〇年代期间的中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造成中国大陆内外交困。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肩负着时代的使命，挽救中国的命运。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些南下星马、印尼以及婆罗洲。当中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抵达了荒僻的砂拉越，留在那里开办华校，宣扬他们的思想。正如田农在《森林里的斗争》中所记载的黄纪作就是一个例子。当时的砂拉越仍在资本主义者英殖民政府的统治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发达的科技作为后盾，作为瓦解和削弱砂拉越广大人民社会主义信念的物质力量。人民被资本主义剥削，正处于水深火热的生活中。因此，1941年以后，砂州已有共党小组存在。
当时，砂共主要的活动范围是华文学校。他们采取惯常的手法，向年纪尚轻的学生灌输共产主义思想，激起他们反抗英殖民政府之心。根据记载，从四〇年代开始，知识青年是砂共主要的争取对象。当时，一些左倾的砂共分子认为知识青年往往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对砂拉越现况不满，特别是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砂拉越时期，知识青年是欲为理想而斗争的一群，所以成为收编之对象。有鉴于此，砂共大量拉拢知识青年参与，因为他们急需依赖这些青年来建立精干的干部来对付英殖民政府。这种情况在张贵兴的《群象》中，似乎也有深刻的着笔。身为共产党的党员，余家同卖力地宣扬党的共产主义思想，譬如：
“扬子江部队最强盛时，他试图把毕加中小学改制成华校…”骑脚踏车的华人老师说。
“……但他还是捐了钱给学校，要我们推展华语教育…”
“还有共产主义” 二十多岁的年轻华人老师说。
“他捐了一些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的书给学校…”
“共产失势后，余家同就没来过这里了…”。（75）
根据田农的记载，战后初期，在古晋出版的一家华文日报《中华公报》，被认为是一家早期宣扬左翼思想的报章，这家报章的出版人与编辑乃来自中国。张贵兴的《群象》中隐隐约约也有这样的一段描写：
邵老师…四十年代初期和一批左倾知识分子南下进驻南洋学堂和传播媒体，宣扬当时风起云涌的红色共产思潮。在砂拉越首府受华商支助筹办《劳动日报》，宣导爱国主义和抗日运动，但逐渐鲜明的左倾色彩使邵老师被迫离开报社，于拉让江畔大锣镇创办大锣中华华语小学。（107）
中国长期内战一直到1949年期间，共产党终于夺取政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对海外的左翼运动发挥了颇大的激励作用。特别是新马婆罗洲一带，左翼运动以华人为核心（田农：8）。他们在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内展开了对当时资本主义者英殖民政府的意识形态斗争，马共与砂共的潜入雨林进行游击战，更为举世瞩目。
六〇年代初期，农民靠种植为生。砂拉越是最主要胡椒种植区。勤劳的农民为砂州带来了可观的外汇，但他们的生活却是困苦的。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的剥削是极为深刻的。因此，人民才会要求民族团结，抵抗英殖民政府对他们的剥削。因此，整个六〇年代是砂共最猖獗的时候。共产党高举马克思和毛泽东红色思潮大纛的叛乱分子以雨林为天然屏障和政府展开十多年武装斗争。期间，砂共组织为了利益，不惜通过各种策略，以达到他们的意识形态政治目的。当时许多华族农村青年曾参与共产组织的活动，他们可能白天仍然从事农作，但夜晚却为他们的组织而奔忙，且看《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中的这一段：
共党有如夜行动物昼伏夜出颠覆破坏，恫吓暗杀，军方分发武器给人民自保和抗暴。” （52-53）
张贵兴在《群象》中建构了一座庞大的雨林。他以密林的文字，成功将砂共组织与英殖民政府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史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结合了真实与虚构的描写方式，叙述了砂拉越共产党的兴衰史，而这些场景都设在婆罗洲雨林，让读者一窥广袤的雨林中，斗争及残杀在纵横交错的河流之间发生，深刻地突显雨林里的意识形态斗争。
无可否认，砂拉越的自治独立，自然是砂拉越人民的愿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当时人联党的强大，以及该党受共党份子所操纵，一旦独立，砂拉越的左翼份子实有控制局势的可能，这一点绝不是英殖民政府所愿意看到的。英国殖民政府为防患于未然，开始大逮捕行动，逮捕大批知名的砂共成员，包括当时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数位年轻领袖。在张贵兴的《群象》中，亦有类似的情节:
“警察来抓人了。小舅、王大达、陈强、陈思发、李雄伟、杨文峰、黄魁英、邱心如…二十多人都入林去了…邵老师现在关在警察局里…”（54）
当时，砂共组织缺乏军事知识与军事配备，于是决定进入印尼边境，与印尼共产党取得联系，在印尼婆罗洲西部雨林内，接受陆军游击战训练，准备和英殖民政府展开武装斗争。许多农村青年参与此项森林里的斗争。这不仅提供了武装斗争的人力，并且提供了财力与物力。张贵兴的《群象》也引证了这段历史事迹。
在这个时期，人民党正在全力争取执政权。在这过程中，他们需要一笔很大的资金。当时以雨林为基地并且缺乏支援装备的共产党主要是向当地富人和平民取得经济资助。张贵兴的小说中也反映了这一点。在张的《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中，苏其的父亲就是被共党盯上的富豪，尔后成为他们资助经济的对象：
父亲是共产党看中的其中一条肥羊，被共党派遣和父亲接洽索钱的是那位白衣女子…英军…事后还有一定数目的英军驻扎我家以免父亲再度受到骚扰恐吓--或许不是保护而是监视父亲，因为政府一度怀疑父亲暗中资助共党……（57-58）
此外，林元亦是其中一个被共产党盯上的富豪。为了得到金钱，共党成员将林元绑票，并向其家属索取金钱。林元被困在雨林中长达一个月，后来经苏其父亲向共党求情，林元才逃过一劫。而《群象》中的余家同亦是一个例子，家中亲朋戚友的多数钱财都被他占为己有，譬如：
钱，少数留着家用，其余悉数喂哺余家同三句不离嘴的人民党。（48）
1963年，砂拉越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共和国。根据历史记载，1965年印尼军事政变，亲共总理苏卡诺下台，印尼共产领袖艾地丧生，印马联手剿共。在印尼接受军事训练的两千名砂拉越共产党员市区支援，1965年潜回砂拉越，成立三支武装部队，在雨林建设秘密基地，向全砂洒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红色革命种籽。 1969年之后，砂共的武装部队面临另一新阶段，且看张贵兴如何在他的《群象》中书写这段砂共历史事迹：
一九六九年，共产武装部队意气焕发，乡村和森林炮声隆隆，猎枪哒哒。共产有三支武装部队。‘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火焰山部队’。 ‘砂拉越人民游击部队’ …每支队员约六、七百人……（78-79）
可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积极反抗是极为深刻的。 但后来砂共武装势力大衰，主要原因是一九六五年的印尼政变造成苏卡诺政权的倒台，导致马印两国联手剿共。1968年后，砂共面临困境，缺粮、缺军备、缺土著支持等等。长期战乱导致局势不稳营生艰难，原来的支持者渐渐弃砂共，人民力量彻底殆失。根据田农，1973年，约六百名左右的部属放弃武装斗争，放下武器，走出雨林，向政府投诚，结束了与政府十多年的武装斗争。这个戏剧性的变化导致砂共迅速瓦解，势力一落千丈，且看《群象》中这一段描写：
砂共权力斗争…使砂共只能凭藉雨林自然屏障和政府军作困兽之斗。七三年十月十三日，火焰山部队领导人王大达和政府签署和平备忘录，结束砂共和政府十二年武装斗争，率领火焰山队员放下武器重返社会。四百多位投城者中其中一百多位是扬子江队员。随后扬子江队员或陆续向政府投城，或弃部队逃窜雨林，盛极一时的扬子江部队至此已名存实亡。（101）
可见，在斗争过程中，雨林无疑自然成为砂共的秘密基地及掩护的屏障。张贵兴在写作过程中，频频以雨林作为场域，不愧是砂拉越的雨林小说始祖。
事实上，砂共组织的势力之所以衰落，主要原因无疑是在于内部的意识形态权力（利）斗争，加上他们面对兵源不足，补给困难，再者几度面对外部的强大压力，因此知难而退。另外，领导者只是为梦想而斗争，当压力一来或面临生死存亡时，他们亦可为私人利益而不顾一切，甚至于作出出卖组织的事情。比如在《群象》中的这一段描写：
男孩在报上数度看到投诚后的王大达出现杂各种公开场合，衣着光鲜谈笑风生，完全看不出是一个在丛林和战场上纵横十二年的革命狂热分子。记者问他对邵老师的批评有何感想时，起初他总是避而不答，后来终于发了脾气…“那老头在北京吃香喝辣，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107）
砂共组织所具有华人特性是很明显的。根据历史学家，共产党未能在砂拉越取得胜利，民族工作失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乃是长期从事游击队武装份子的致命伤。
总而言之，张贵兴的小说都把主要叙事场景设置在雨林中，尤其是以雨林作为残酷剧场舖演砂共与砂拉越政府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在这种意识形态斗争中，雨林不仅象征砂共生存的掩护屏障，亦作为砂共有意掩盖政治意识形态事实的真相。在这方面，张贵兴在他的《群象》和《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都很强烈地反映了政治意识形态问题。
修于：9/3/2009
（刊登于2009年4月26日《星座》文艺副刊）
细读张贵兴的小说，不难发觉在他的作品中惯以“雨林”为场域，以“意识形态斗争”为题旨。在台马华作家，陈大为在〈鼎立的态势－－当代马华文学的三大板块〉中表示：“张贵兴俨然成为婆罗洲雨林真正的代言人，在马华文学版图上矗立他的雨林王国，完全掩盖掉雨林真正的拥有者既东马作家的锋芒。”张贵兴的雨林小说中所刻画的人物几乎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意掩盖事实真相。他的几部小说内容强烈地反映了社会阶级与政治的根本利益。这间接引起彼此间的对立，继而激起意识形态斗争。而在这些斗争中，张贵兴皆以雨林为主要场域。于是乎，“雨林与砂共斗争”成了张贵兴小说中的另一种书写特色。
雨林与砂共斗争
在20世纪初，砂拉越拉让江畔原本是一片原始森林，为达雅克族出没之地。当时，黄乃裳带了一千多个中国福州籍同乡，前往婆罗洲，共同开垦这块处女地。他带领着他的族人，首先开垦诗巫，然后再移向拉让江下游的民丹莪与泗里奎，以及上游的加拿逸一带。事实上，在这拉让江两岸崇山峻岭的雨林中，曾是砂拉越共产游击队出没的地方。田农在《森林里的斗争》中指出，在游击队最强盛时期，这里曾经有千名左右的武装分子出没于此。当时，英殖民政府还耗费了大量的军费，围剿武装分子。
成长于砂拉越共产党（砂共）时代背景下的张贵兴，这些砂共历史背景不免丰富了他的文学创作。在他的雨林小说集中无论写殖民地、战争或斗争几乎皆与婆罗洲雨林脱离不了关系。通过这块广袤的雨林，张贵兴书写了不少有关砂共历史事迹，尤其是在他的《群象》和《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中表现相当突出。《群象》以书写砂拉越共产党为主轴，兼及中国移民的祖国情感，描述了一则动人的家族兴衰史。对于砂共的描写，频频出现在张贵兴的《群象》中，譬如：
德中缓缓提起二十世纪初起一个中国人带领千多个福州人开垦拉让江两岸，在蔓荒中造巢。‘当时这里两岸是我族人最活跃的地方，现在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温床。’ （61）
再如，
山麓下是流往拉让江的汊河…约一百公尺山腰上有一片广大坪林，长满热带雨林，从河畔仰视，或从鸟瞰，坪林浩不显眼奇特，但在丛林华盖下，隐藏着闻名全国的扬子江指挥中心…坪林…耸着两根主旗杆，杆上吹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旗和扬子江部队红底黑龙大纛 … （101-102）
从张贵兴的这段书写，我们不难看出砂共组织的萌芽，事实上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克宏在《亡命天南的岁月：康有为在新马》中指出，在上世纪三〇年代期间的中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造成中国大陆内外交困。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肩负着时代的使命，挽救中国的命运。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些南下星马、印尼以及婆罗洲。当中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抵达了荒僻的砂拉越，留在那里开办华校，宣扬他们的思想。正如田农在《森林里的斗争》中所记载的黄纪作就是一个例子。当时的砂拉越仍在资本主义者英殖民政府的统治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发达的科技作为后盾，作为瓦解和削弱砂拉越广大人民社会主义信念的物质力量。人民被资本主义剥削，正处于水深火热的生活中。因此，1941年以后，砂州已有共党小组存在。
当时，砂共主要的活动范围是华文学校。他们采取惯常的手法，向年纪尚轻的学生灌输共产主义思想，激起他们反抗英殖民政府之心。根据记载，从四〇年代开始，知识青年是砂共主要的争取对象。当时，一些左倾的砂共分子认为知识青年往往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对砂拉越现况不满，特别是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砂拉越时期，知识青年是欲为理想而斗争的一群，所以成为收编之对象。有鉴于此，砂共大量拉拢知识青年参与，因为他们急需依赖这些青年来建立精干的干部来对付英殖民政府。这种情况在张贵兴的《群象》中，似乎也有深刻的着笔。身为共产党的党员，余家同卖力地宣扬党的共产主义思想，譬如：
“扬子江部队最强盛时，他试图把毕加中小学改制成华校…”骑脚踏车的华人老师说。
“……但他还是捐了钱给学校，要我们推展华语教育…”
“还有共产主义” 二十多岁的年轻华人老师说。
“他捐了一些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的书给学校…”
“共产失势后，余家同就没来过这里了…”。（75）
根据田农的记载，战后初期，在古晋出版的一家华文日报《中华公报》，被认为是一家早期宣扬左翼思想的报章，这家报章的出版人与编辑乃来自中国。张贵兴的《群象》中隐隐约约也有这样的一段描写：
邵老师…四十年代初期和一批左倾知识分子南下进驻南洋学堂和传播媒体，宣扬当时风起云涌的红色共产思潮。在砂拉越首府受华商支助筹办《劳动日报》，宣导爱国主义和抗日运动，但逐渐鲜明的左倾色彩使邵老师被迫离开报社，于拉让江畔大锣镇创办大锣中华华语小学。（107）
中国长期内战一直到1949年期间，共产党终于夺取政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对海外的左翼运动发挥了颇大的激励作用。特别是新马婆罗洲一带，左翼运动以华人为核心（田农：8）。他们在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内展开了对当时资本主义者英殖民政府的意识形态斗争，马共与砂共的潜入雨林进行游击战，更为举世瞩目。
六〇年代初期，农民靠种植为生。砂拉越是最主要胡椒种植区。勤劳的农民为砂州带来了可观的外汇，但他们的生活却是困苦的。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的剥削是极为深刻的。因此，人民才会要求民族团结，抵抗英殖民政府对他们的剥削。因此，整个六〇年代是砂共最猖獗的时候。共产党高举马克思和毛泽东红色思潮大纛的叛乱分子以雨林为天然屏障和政府展开十多年武装斗争。期间，砂共组织为了利益，不惜通过各种策略，以达到他们的意识形态政治目的。当时许多华族农村青年曾参与共产组织的活动，他们可能白天仍然从事农作，但夜晚却为他们的组织而奔忙，且看《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中的这一段：
共党有如夜行动物昼伏夜出颠覆破坏，恫吓暗杀，军方分发武器给人民自保和抗暴。” （52-53）
张贵兴在《群象》中建构了一座庞大的雨林。他以密林的文字，成功将砂共组织与英殖民政府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史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结合了真实与虚构的描写方式，叙述了砂拉越共产党的兴衰史，而这些场景都设在婆罗洲雨林，让读者一窥广袤的雨林中，斗争及残杀在纵横交错的河流之间发生，深刻地突显雨林里的意识形态斗争。
无可否认，砂拉越的自治独立，自然是砂拉越人民的愿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当时人联党的强大，以及该党受共党份子所操纵，一旦独立，砂拉越的左翼份子实有控制局势的可能，这一点绝不是英殖民政府所愿意看到的。英国殖民政府为防患于未然，开始大逮捕行动，逮捕大批知名的砂共成员，包括当时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数位年轻领袖。在张贵兴的《群象》中，亦有类似的情节:
“警察来抓人了。小舅、王大达、陈强、陈思发、李雄伟、杨文峰、黄魁英、邱心如…二十多人都入林去了…邵老师现在关在警察局里…”（54）
当时，砂共组织缺乏军事知识与军事配备，于是决定进入印尼边境，与印尼共产党取得联系，在印尼婆罗洲西部雨林内，接受陆军游击战训练，准备和英殖民政府展开武装斗争。许多农村青年参与此项森林里的斗争。这不仅提供了武装斗争的人力，并且提供了财力与物力。张贵兴的《群象》也引证了这段历史事迹。
在这个时期，人民党正在全力争取执政权。在这过程中，他们需要一笔很大的资金。当时以雨林为基地并且缺乏支援装备的共产党主要是向当地富人和平民取得经济资助。张贵兴的小说中也反映了这一点。在张的《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中，苏其的父亲就是被共党盯上的富豪，尔后成为他们资助经济的对象：
父亲是共产党看中的其中一条肥羊，被共党派遣和父亲接洽索钱的是那位白衣女子…英军…事后还有一定数目的英军驻扎我家以免父亲再度受到骚扰恐吓--或许不是保护而是监视父亲，因为政府一度怀疑父亲暗中资助共党……（57-58）
此外，林元亦是其中一个被共产党盯上的富豪。为了得到金钱，共党成员将林元绑票，并向其家属索取金钱。林元被困在雨林中长达一个月，后来经苏其父亲向共党求情，林元才逃过一劫。而《群象》中的余家同亦是一个例子，家中亲朋戚友的多数钱财都被他占为己有，譬如：
钱，少数留着家用，其余悉数喂哺余家同三句不离嘴的人民党。（48）
1963年，砂拉越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共和国。根据历史记载，1965年印尼军事政变，亲共总理苏卡诺下台，印尼共产领袖艾地丧生，印马联手剿共。在印尼接受军事训练的两千名砂拉越共产党员市区支援，1965年潜回砂拉越，成立三支武装部队，在雨林建设秘密基地，向全砂洒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红色革命种籽。 1969年之后，砂共的武装部队面临另一新阶段，且看张贵兴如何在他的《群象》中书写这段砂共历史事迹：
一九六九年，共产武装部队意气焕发，乡村和森林炮声隆隆，猎枪哒哒。共产有三支武装部队。‘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火焰山部队’。 ‘砂拉越人民游击部队’ …每支队员约六、七百人……（78-79）
可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积极反抗是极为深刻的。 但后来砂共武装势力大衰，主要原因是一九六五年的印尼政变造成苏卡诺政权的倒台，导致马印两国联手剿共。1968年后，砂共面临困境，缺粮、缺军备、缺土著支持等等。长期战乱导致局势不稳营生艰难，原来的支持者渐渐弃砂共，人民力量彻底殆失。根据田农，1973年，约六百名左右的部属放弃武装斗争，放下武器，走出雨林，向政府投诚，结束了与政府十多年的武装斗争。这个戏剧性的变化导致砂共迅速瓦解，势力一落千丈，且看《群象》中这一段描写：
砂共权力斗争…使砂共只能凭藉雨林自然屏障和政府军作困兽之斗。七三年十月十三日，火焰山部队领导人王大达和政府签署和平备忘录，结束砂共和政府十二年武装斗争，率领火焰山队员放下武器重返社会。四百多位投城者中其中一百多位是扬子江队员。随后扬子江队员或陆续向政府投城，或弃部队逃窜雨林，盛极一时的扬子江部队至此已名存实亡。（101）
可见，在斗争过程中，雨林无疑自然成为砂共的秘密基地及掩护的屏障。张贵兴在写作过程中，频频以雨林作为场域，不愧是砂拉越的雨林小说始祖。
事实上，砂共组织的势力之所以衰落，主要原因无疑是在于内部的意识形态权力（利）斗争，加上他们面对兵源不足，补给困难，再者几度面对外部的强大压力，因此知难而退。另外，领导者只是为梦想而斗争，当压力一来或面临生死存亡时，他们亦可为私人利益而不顾一切，甚至于作出出卖组织的事情。比如在《群象》中的这一段描写：
男孩在报上数度看到投诚后的王大达出现杂各种公开场合，衣着光鲜谈笑风生，完全看不出是一个在丛林和战场上纵横十二年的革命狂热分子。记者问他对邵老师的批评有何感想时，起初他总是避而不答，后来终于发了脾气…“那老头在北京吃香喝辣，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107）
砂共组织所具有华人特性是很明显的。根据历史学家，共产党未能在砂拉越取得胜利，民族工作失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乃是长期从事游击队武装份子的致命伤。
总而言之，张贵兴的小说都把主要叙事场景设置在雨林中，尤其是以雨林作为残酷剧场舖演砂共与砂拉越政府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在这种意识形态斗争中，雨林不仅象征砂共生存的掩护屏障，亦作为砂共有意掩盖政治意识形态事实的真相。在这方面，张贵兴在他的《群象》和《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都很强烈地反映了政治意识形态问题。
修于：9/3/2009
（刊登于2009年4月26日《星座》文艺副刊）
订阅：
博文 (Atom)
博文
